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我们的大会 传单:工人运动的两所学校



(一)我们的集会


  多年来,与所有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工人们都不能自由集会。街道、广场、郊外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活动室”。但在这些场合,公共权力总是像看犯人一样盯着我们,还经常殴打和监禁我们。
  的确,不少时候,我们能在教区等场所得到庇护。一些神父出于良知,自认为有义务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为饥饿者提供食物。尤其是当一个人享受着特权时,比如“活动场所”也是特权。
  前面的章节已经描写过我们的集会。当然了,如果要谈我们的罢工,没法不提集会。它们是在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当地的教区里举行的。每一天里,它们都是斗争的中心,是我们的觉悟和工人精神的源泉,是我们的演讲台,是聚会、团结等等的场所。
  要描述它们可不容易。也许必须亲身参与,才能体会到集会的全部意义,才能在回想起那一幕时,激动得不能自已。不可否认,官方数月以来都在费尽心机阻止我们开会。他们威胁主教和神父、派几队“灰盔”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包围工人。他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假如一种办法不灵,就换一种更强硬的办法。
  与许多罢工者一样,我们开始在街头集会。比如离埃切瓦里不远的巴萨乌里广场,我们在那儿开过会。12月中旬,我们在奥查考加的教区学校里集会。圣诞节前,我们能在巴萨乌里圣佩德罗的华丽教区里集会了。我们又在那里坚持了几个月。
  而政府血口喷人:“教堂混进了外人。”“圣洁的所在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这些集会没有官方批准。”等等。
  在巴斯科尼亚的董事会上(他们不需要警察在场和“官方批准”就能开会),龚德拉汇报说:“主教没有禁止巴萨乌里教区集会,都怪那个……跟我作对。”“省长坚持叫我等马德里的指示。”“我要再去见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必须让他禁止这些集会。”……
  巴萨乌里的会场只能坐三百人,站一千人左右。刚开始几天,现场只有六百名班达斯工人。但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名工人从比斯开各地赶来。到后来,会场外面总是一大帮人,进都进不来。他们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同伴,传递了这份激情,使巴萨乌里成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和培养积极分子的真正学校。
  在这些年头里,工人斗争蓬勃发展,但工人是没法集会的。少数工人只能利用自己家、公共场所、酒吧等地维持联系。而最近,郊外等地的集会越来越多了,但这些集会总是孤立的。这样一来,就不能实现最重要、最有教育意义的行动:工人讨论会。在其它时代,群众的意识、无产者的觉悟,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会、协会、“人民之家”等等进行伟大觉醒的。所以政权无法容忍它们。
  不论如何,我们开了几个月的会。日复一日,我们的领导者和许多罢工工人、众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学生、知识分子等等,以三十年来禁止的语言发出了强烈呼喊:这是我们阶级尊严的、反对剥削的斗争语言,也是所有人团结起来反对压迫的语言……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已经回应了工人阶级兄弟、部分大学生、在场所有“反对派”对我们的期望。在讨论会上,他们一直叮嘱我们:“坚持下去,你们是所有人的象征。”“把罢工进行到底,你们不会后悔的!”“你们能做到如此团结,不用说,我们要向你们的罢工好好学习。”“你们不是只有自己。你们什么也不缺。但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你们的激情、你们的勇气。还有你们保持团结一致,在疲乏和迫害下坚持斗争的本领。”
  许多人说,工人只对足球和斗牛感兴趣。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是的,这些东西是用来麻痹我们的。为了不让我们参加工会和政治活动等等,他们拿体育填补日常生活中的空白。而这一刻鲜明地表现出,文娱活动并没能占据我们的生活。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满怀热情地倾听着工人演说啊!这些昂扬的话语怎样激励了我们,使我们的斗争有了十足意义啊!有多少场合,我们用无记名投票证明了大家的团结一致啊!不,决不是少数人在牵着多数人走!若是如此,顶多可以应付几天。不言而喻,假如绝大多数人不同意继续罢工,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管理层对这些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故意不想说,在需要征求所有人意见的重要关头,我们是怎样进行表决的。
  是的,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许多工人兄弟,在一众警察和叛徒的面前,我们的罢工天天都在集会。有些集会可不一般。会上发生了许多非比寻常的事儿,在大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每一场这样的集会,都因某些不寻常的事而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集会上来到过多少工人的领导者,多少朋友啊!
  要一一列举它们,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让我们盘点某些对工人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

班达斯女工的声音


  必须讲讲我们的妻子。她们不仅对这场罢工,还对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对整个工人运动,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她们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斗争。妇女们占领了工厂,闯进了巴萨乌里工会会场。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变得错综复杂。我们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不断陷入孤立。但我们觉得,罢工也和妇女们切身相关,不让她们参与进来是不公平的。一次集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了众人的理解。我们决定为她们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大家都拍胸脯保证,一定跟妻子一起参加。
  12月29日,巴萨乌里好像出了什么怪事儿。下午四点半开始,成群结队的妇女走上街头。到了五点左右,两百多名妇女已经等在了会场门口。五点半集会开始的时候,有三百多妇女到场。她们坐满了长凳,男人只能挤在后面。
  她们到场后,分发了传单。上面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今天,班达斯的大家庭齐聚一堂。
  为了给我们和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男人们和女人们,工人夫妇应当比以往何时都要亲密团结。
  如果我们在家里保持和睦,如果大家共度希望与痛苦,那就没有人能打败我们。想想我们的父辈跟祖辈,他们曾在更加困难的时期,进行了奋勇斗争,捍卫着资本家一直想要夺回的美好之物。
  我们得到了比斯开全体工人的支持,什么也不会缺。
  我们要在家里相互理解,得到支持、鼓舞、力量!
  夫妻双方共同讨论问题和家庭需求。两个人试试劲儿,总会有办法的。为了我们的团结!
  所有工人家庭的团结万岁!”

  然后,一位同志解释了现状:——大家都在抗争,为的是没有一个家庭流落街头,为的是让复工成为迈向解放的一步,让复工对于剥削者而言,不会是那么轻易的胜利。她们一定要理解我们牺牲的意义,也加入到工人事业当中。因为我们捍卫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我们的家庭也是它的一份子。
  我们希望她们认识到自己也是班达斯的工人,与我们一样日日受压迫,甚至直接的羞辱,因为她们不得不去有钱人家里做临时工。正是那些有钱人,让工人及其子女得不到应有的面包、文化、自由、责任。此外,这也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奴隶的妇女,在真正解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我们无法接受她们是家庭的囚徒。尽管有时,我们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她们应当与我们完全平等地分担责任。

  “你们为了资产阶级妇女永葆青春,自己却过早枯萎了。你们擦洗的盘子上,盛放着糅进我们汗水的面包。在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眼里,我们家庭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非常“公平”。是的,你们生来就是为了擦盘子,而我们就是要流汗,就像他们生来是为了享受服务和指挥人一样。但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应该为了没有阶级和特权的新社会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需要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人人都要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劳动。
  从此时此刻开始,从这场罢工开始,我们将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你们要发言,说说心里的想法、提出批评等等。希望你们讲出来,你们对我们的组织、资金分配等等,都是怎么看的……”

  然后,一位女工,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和多年的工人活动家,向班达斯的女工们致辞。在她的话里,沉淀着丰富的阅历。每个人都能完全理解这些简单的话语:

  “你们在场开会,就是这些年工人历史上的创举。我们女人习惯了不受重视。我们的生活都是由别人决定的,都不用招呼一声。家里、街道里、市政府里,哪儿都一样。他们说我们只要照看好家庭和孩子就行了。正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同样有义务和丈夫站在一起,站在会议上,共同决定切身相关的事情。在上学、物价、工资、住房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难道就低人一等吗?我们难道不重要吗?我们不接受资产阶级社会规定我们扮演的角色。虽说许多时候,它也毒害了我们的丈夫和身边的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要更多地参与罢工事务。这样一来,你们才会感到罢工、感到集会的决定是自己的分内事。因此,你们的参与是实现真正的团结所不可或缺的。这件大事你们人人有份。现在轮到你们了,不要为了做作的胆怯而默不作声。最重要的是坦诚相待,尊重他人意见。”

  没过多久,妇女们开始讲话。起初都怯生生的,然后很自然地出现了批评和意见。几位代表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建议、指出的不足。经济问题引起了一些小争执,最后都圆满解决了。几位妇女还上台发了言。一位以坚定而平静的声音,面对在场众人说道: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克服胆怯,也不要再为钱的事儿吵来吵去了。你们已经听到情况是怎么样的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再抱怨了。关键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们的丈夫了。”

  另一位也补充道:

  “现在我们不是为了挣钱,我们是要抗争下去。谁家都有需要,不要再不公平地责怪别人了。刚开始那会儿,说实话,我们确实做得很糟。后来,我丈夫也找到了临时工。他赚了钱,邻居们也凑了点钱,我俩得过且过,也不多要求啥。他在艾德萨干活儿,那里人告诉我们:班达斯的事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下回你们也要来帮助咱们。”

  像这样,好一段时间里,她们都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不用说,看到她们也团结起来,听到这番鼓舞人心的话,所有疑虑烟消云散。妇女们也产生了非凡的热情与觉悟。
  我们学到了多么重要的一课啊!起初,我们还担心集会开不开得起来。我们不知道她们会怎样反应。说实话,我们还不相信她们能如此冷静智慧地自我表达。最后我们很是自豪。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集会对维持我们家庭的团结与士气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次集会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两名班达斯女工的来信,要求我们在集会上朗读。来信原文如下:

  “我们要接着团结下去,可别让这种事儿动摇了:收账的来敲门,我们关上门,然后问丈夫,你们不打算上班吗?他们回答说:你们自己去上班吧,看看厂里会怎么对待你们。到时候,你们也会加入我们了。我们当妻子的,也不希望丈夫过了三个月,还要当“新员工”回去,也不想谁的丈夫丢了饭碗。三个月来,我们一直支持着丈夫。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一样需要我们。
  许多人的丈夫之前还在干活儿,现在把活儿都给放下了。我们当妻子的,不是在说,也不是在想,他们不想干活只想休息,我们女人不这么想。要是女人想得很坏,我们的团结就要完蛋。罢工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过日子了,是要给班达斯大家伙争取好处。然后,我们还要感谢唐·克莱门特先生,他把会场留给了咱们。圣诞节夜里,他还要给班达斯做弥撒,说是要感化咱们。教民们想了想,然后说,是的,特别是要感化龚德拉和所有的管理层。
  我们要接着和丈夫团结在一起,丈夫也不用看我们的臭脸。我们要好好管家,也要把想法跟他们讲。我们还要感谢忙着没停过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我们要感谢办公室工友的帮助,感谢何塞·安东尼奥天天为我们操劳种种,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丈夫。

  就到这里吧。一名班达斯女工。”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29日开的家庭会议上,我想表达自己的真诚意见。昨天我没这么做,因为我没经验,而且要尊重丈夫的意见。
  我要感谢所有人。感谢大家付出心血结缔了牢固团结。
  我的意见是要抗争到底,直到争得我们的权利。
  搞了这么个组织,我们都没意见,都要听它的。
  男人都在干活儿,女人也做临时工,所以家里不会缺面包。面包要是不够了,相信总有办法的。
  就像昨天一位同志说的关于钱的问题,我发自内心为他的话鼓掌。
  从别的公司收集来的钱,是为了班达斯的需要,也是为了明天的战斗。这样一来,如果别的工厂罢工的话,我们也能去帮他们。
  现在我们要咬紧牙关,再次勒紧腰带,给所有人作出样子看看。”

  这些话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一个阶级的朴实与斗争精神。在粗俗堕落又不利于团结的环境中,我们的妇女仍旧保持着激情与希望。她们懂得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全部意义。
  这是一个尚未腐朽的民族的品质。剥削者再也睡不安稳了,因为我们会继续战斗下去,不彻底胜利绝不罢休。我们的行动不仅是向前的一步,也是一声响亮的“不!”,它是一种象征、一次见证。只有接受了奴役,一个民族才会成为奴隶。如果它起来战斗、起身反抗,它在内心深处就已经获得了自由。有朝一日,它将走向彻底的解放。相信我们就是这样,而这就是我们罢工的意义所在。


声援的声音:大学


  还有一件事意义重大:学生们首次在集会上现身。毕尔巴鄂各个学校自由公会(las Cámaras Libres)的代表秘密集合,为了向我们表示支持与敬意,决定前来参加集会。
  1967年1月14日前几天,也就是宣布判决前夕,集会现场门庭若市。超过一千五百人(大多数是工人)把会场和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钻了进来,跟工人代表说明了来意。几位工人领导者还在继续发言,讲了好一会儿。每天都是如此,领导者们表达了大家的看法,为工人打气。讲话时,现场一片肃静。退休工人的热切关注、学徒工眼中深深的仰慕、全体班达斯工人脸上的自豪与满足,整个庄严场面深深地打动了这群学生。“我们的会上能有这样的气氛,那该多好啊!”——“我们开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安静和秩序。”——“我们得让同学也过来,这能学到多少啊!”……
  接着一位学生走上讲台,宣读了他们在自由公会会议上写的信。当工人代表请他们上台演讲时,我们满怀期待。因为对在场所有工人来说,学生和大学,这两个词好像是从另一个遥远世界来的。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总是把它想象成更优越的所在。但总的来说,尽管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残酷迫害,我们还是很同情学生的压抑苦闷。
  这位学生真诚地开始“忏悔”(mea culpa):

  “我们代表世代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背叛工人世界的学生,宣读这份信。如今的大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学生已经睁开了眼睛。我们不希望未来再一次背叛。我们希望与你们携手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但到现在,我们没能给你们什么。唯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会如何贯彻这一决定。
  我接下来宣读的话,是几小时前匆匆写出来的。公会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它。请当它是我们真诚的敬佩与支持:

  谨代表毕尔巴鄂大学区代表大会,代表高等工程技术学院,代表德乌斯托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哲学系、社会学系。致班达斯工人们:
  对于我们而言,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在反抗压迫的行动中走在了一起。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来自压迫者这一边。
  过去的四十四天里,班达斯的564名工人坚持罢工,这是工人争取正当要求的唯一办法。它再次证明了,我们社会的激烈冲突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引起的。这一制度不利于个人劳动的解放,造成了人对人的剥削。这一制度是为了少数特权者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他们毫不留情地利用极权的力量扼住整个社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这场罢工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它的集体性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前下,现有体制正驱使人们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坚信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完整的。
  (2)它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要比体制的任何镇压手段都要强大。
  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与见证就是一种教导。现在,我们决定走进人民、向人民学习。虽然我们大学生自认为脑力劳动者,但我们还是不了解工人世界的现实,我们与它是脱节的。出于自负,我们曾以为自己更加优越。我们对脱离工人世界感到自责。很不幸,大学从未用它的财富(知识分子)服务社会,一心只为当权者服务,而人民从来不能过问这笔财富到底用在了哪里。我们从没有与人民对话过,也没有接受过人民的批评。
  而现在,你们展现出了工人的空前团结。为了民主自由,你们勇敢地面对镇压,而我们希望作为脑力劳动者,与你们在斗争中团结在一起。
  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希望与你们一样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团结不仅仅落在口头上,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全心全意地为你们服务。

1967年1月13日于毕尔巴鄂”


  最后几句话引起了全场掌声。也许,大学不会那么顺利地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可以肯定,在巴萨乌里的这一晚,我们目睹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一时胜利,也是意味深远的。
  自那一天起,好几个月里,每晚都有新的学生团体把募集到的钱交到我们手上,加入我们的会议。
  我们还听说,半岛各地的学生游行发出了呐喊:学生—埃切瓦里!学生—埃切瓦里!这是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它非同凡响的结果与未来的可能性,无需多言。
  怀着真诚的希望,我们相信并期待着。

工人领导者的声音


  三言两语讲不清班达斯领导者的贡献。或许要再次指出,他们无数次的发言始终是集会的中心,也是会上最重要的教育。
  他们付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他们在五个月之久的罢工中挺身而出,经历了勇气与创造力的考验。但是从未束手无策。随着话语一天天变得有力,他们也成为了真正的工人演讲家。
  开始集会之前,我们都会小组讨论。想发言的人会告诉代表,由他们决定发言的顺序。领导者最后还要开小会,协调发言工作,以免遗漏什么要紧的事。下面是他们的一些话:

  “显然,在几个月的罢工里,我们一直在花钱。我们的家庭手头也更紧了。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罢工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它关系到的不是几千块比塞塔,而是工人阶级的胜利。”
  “我们对现行制度的种种腐朽败落之相痛加揭露。每过一天,敌人的真实意图就暴露一分。对工人来说恰恰相反,每过一天,行动起来的工人都在方方面面展现了本阶级的诚实与勇气。”
  “假如到最后,他们拿武力摧毁了我们的抵抗,有些同事就要留在工厂外面了。有人说,出了这种事的话,就等于败了,所有牺牲都白费了,因为这跟搞一场十多天的罢工换来的东西没啥区别。我要告诉这么想的人,你们不理解工人运动,也不理解这场罢工的意义。十五天的罢工和四个月的罢工能一样吗?假如我们没几天就屈服了,我们还能成为历史吗?谁见过12月15日的班达斯工人?工人意识的觉醒、工人的声援活动,罢工带来的团结、勇气、组织,罢工推动的工人斗争……这些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但这里不仅有班达斯代表熟悉的身影和声音,全省的众多工人领导者(能来的都尽量来了)也同样为我们熟知与爱戴。他们天天都为我们带来整个比斯开的支持。

  “我们代表全省的工人来到这里。大家都希望成为这场壮观战斗中的一员。”
  “你们不会缺钱,什么都不会缺。你们不会山穷水尽的。你们身后还有我们呢。”
  “深受你们信赖的领导人会一直与你们同在。”
  “你们的抗争证明了某位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民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永远地欺骗一部分的人民。但你绝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民。”

  无法一一列举半岛各地工人代表予以我们的无数支持。
  我们的领导人介绍了来客后,他们发了言:

  ——“我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你们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了无价的典范。”
  ——“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钱,而是加泰罗尼亚工人给你们的团结与亲密的拥抱……”
  ——“我们在这里与你们度过了一段历史性的时刻,回到马德里之后,肯定把你们的斗争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在我们家里、在工厂里,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表达出你们的英勇抗争、你们的团结齐力呢?”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现在什么也不缺了。比斯开的工人全都动了起来,参与到你们的斗争中了。需要的话,我们的家门也会为了你们的孩子敞开……”
  ——“上了你们这儿一趟,我会带着一颗充满激情、勇气、力量的心,回到我的土地上。你们已经成为了工人抗争的中心,你们的斗争就是他人的榜样和萌芽。”

  充满同志情谊的场面在不断上演。我们一些妇女还摘下身上的配饰,比如胸针和纪念章等等,让这些人带回自己的土地。

  ——“把这个当班达斯工人的纪念,带回去给你们的妻子。愿我们永远保持团结。”
  ——“回去就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日子里的帮助。我们也在为所有人的孩子战斗着。我们将尽己所能抗争下去!”

  还有些同事摘下了便帽,签上许多名字,让来者带回去给他们厂里的工人。这般亲密与团结的行为是道不完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吃晚饭,送人到车站才告别。

集会面临考验


  当然了,集会并不总是愉快乐观的。有些集会比较特别。看看我们的遭遇,看看镇压是怎样不断加剧的吧。
  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得意识到这一点。
  二月初一晚,我们去开会时,国民警卫队挡在会场门口,因为官方下了禁令。我们坚决不走,守序地等了两个小时。工人代表决定,必须要做点什么,抗议不公平的禁令。到了巴萨乌里警备司令部,他们得知,命令是国民警卫队的中校下达的。刻不容缓,他们立马上毕尔巴鄂的军营找中校。见到中校后,他们提出了抗议:鉴于罢工的情况,这些集会是绝对必要的,况且这只是公司内部问题。军官表示,他已得知对省长的批评意见,但事前提出才有用。此外,他还要派两个手下跟着我们。接受条件后,工人代表迅速返回巴萨乌里。大家在街上焦急地等待了两个小时,冻得半死。最后在晚上9点,终于能开会了。但我们又迎来了打击:我们得知,西班牙政府要把奥萨巴同志驱逐出境,警方正在找他。(其实前天晚上,也就是2月2日,警察逮捕了他的朋友,因为他们把奥萨巴和上门拜访的朋友搞混了。由于这一错误,我们提前知晓了政府的意图。)
  在两名秘密警察和两名国民警卫队的面前,我们宣读了奥萨巴同志的信,信里说他被迫消失,同大家道别,鼓励继续斗争。
  以下是信里的几段话:

  “班达斯的同志们:
  在这光荣的时刻,同你们分离对我实在是难事。但我们没有在思想上分离,因为我整天都在念想着大家……
  ……一想到有叛徒胆敢打破团结,我就气得发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那些叛徒将会有应得的下场。在我们写给公司的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也绝不会分开……
  就算重复到你们都厌倦了,我还是要讲下去。我们的团结是不可战胜的。必须视它为最宝贵的东西。不要让任何人打破它。收手吧,你们是没法愚弄我们的,你们不能破坏我们作出的榜样。如果罢工在饥饿中结束,或者你们用武力逼迫我们复工,那也是光荣的结局。但若是由于几个班达斯工人的背叛,罢工完了,那就不一样了。
  我还有些话要告诉那些不介意自己的同事会不会留在街上的人,那些毫不理解工人运动、没有工人觉悟的人:好好想清楚你们要做什么。你们的人生和你们的姓名,会为你们打算犯下的罪行毁灭。
  而你们,工人阶级的骄傲,班达斯的雄狮,你们在工人斗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英雄壮举。在你们面前,管理层再也不能趾高气昂了。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只能用武力让你们屈服。让我给你们一个兄弟般的拥抱,把我仅有的一切托付给你们。你们给了我工人的精神。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从你们的榜样中,从你们每日的境遇中,我懂得了,为了结束我们的奴役,必须把生命献给斗争。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只有经历苦难,我们享受胜利的时刻,才会更加愉悦。
  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别让龚德拉赢了,不能让他继续胡作非为。无论如何,你们要抗争下去。只要有工人阶级的支持,只要我们还有钱,就没有理由低头。即使我们不能并肩作战,也请你们继续下去,不要放弃。要知道我们的罢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拼命扑灭它。
  现在我也要向你们的妻子道别。这些出色的女工提供了许多帮助。也代我向你们的孩子问好。我们进行的斗争,正是为了他们能获得自由,让他们能享受生活的美好,不用像我们这样,活在这个野蛮丑陋的社会中。
  我还要给这些天里,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一个拥抱。那么多的人从班达斯外面赶来,与我们并肩战斗,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
  带着愤怒和勇气反击剥削者吧,别输给了他们。要用我们的苦难和团结建立充满爱、正义、真理的世界。”

  那是个艰难的夜晚。经历了痛苦与愤怒的锤炼,我们的意志如钢铁般坚不可摧。就算枪口对准我们,也不能叫我们退后半步。
  过了几天,国民警卫队撤走了。秘密警察又一拥而上。命令是马德里下达的。阴险的卡米洛直接下场,此人可是不择手段的。
  在金属业社会委员会(la Junta Social del Metal)大多数代表的激烈抗议下,工会才让我们使用巴萨乌里在建的新工会大厅。工会这么做无非是觉得,我们迟早要投降的。
  这个房间,他们只许我们用三天。尽管这是我们的集会,但主持人是工会的政治干部,野心勃勃的巴萨乌里地区新任工会代表卡里克斯托·罗曼(Calixto Román)。最后一次集会上,我们又对当前情况进行了表决。大家再次地表现出抵抗到底的一致决心。丢尽脸面之后,工会就把我们赶走了。
  然后,我们开始在桑土楚的卡门教派修道院和教区等地“朝圣”。警察找上了我们(就我们的人数和规模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难事),还一路跟随我们,派出了秘密警察、武装警察的大巴和吉普车……换句话说,拿枪逼着我们。
  我们找到新场地之前,只好连日在公共广场上开会。即便困难重重,我们的精气神没有低落。领导者继续在大家的支持下领导行动和集会。他们的声音每天都在激励着、鼓舞着我们。
  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局面开始变得无望了。五月头几天,警察包围了我们集会的奥查考加教区。尽管带队的中尉向神父保证,只要我们离开就万事大吉,但还是收走了我们的身份证,抓走了没带证件的人。
  五月的第二周,也就是我们抵抗的最后一周,就连在公共场所聚会都不行了。这就是我们受到的迫害。为了最后开一次会,我们的代表试着请求工会点头。工会的代表团和省长商量了一番,跟公司方面谈过之后(!)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自负傲慢的龚德拉,他想让我们在最后一刻拼命挣扎,就像是为他蒙受的耻辱(已经书写进了历史)进行报复。
  我们的代表团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工会向报纸发出一份声明(经过了审查和修改)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建议大家复工。
  对我们来说,这几个钟头是戏剧性的。当然了,大家都不甘心投降。我们承受了那么多的打击、那么多的不公,大家都觉得必须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尤其不想把领导者留在外面。
  在公司的围墙边上,就在三年前第一次罢工的小空地上,我们开了最后一次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战斗结束了。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因为剥削者和特权者还骑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五个半月的集会发生的一切。重点是,我们认识到了工人创举的意义。就算无法记下所有参与者的名字,也没关系。班达斯的工人们,比斯开的工人领袖们,半岛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记者,所有人都是壮观声援运动的见证者。他们告诉了大众,工人没有沉睡,也未曾受到蒙蔽。等待罢工工人的不是墓地式的死寂,大不了是监狱的沉寂罢了。有时候,栏杆之间传出呼喊,穿过铁窗与高墙,引起了悠长的回声。我们相信,这是班达斯工人以及所有斗争参与者的呼喊。

(二)传单


  法西斯资本主义留给所有敌人的集会权,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的知情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半岛上发行的报纸,不过是为制度服务的工具。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些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报纸,而一些更倾向于资本主义。在通讯与旅游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尔内[1]的打压下,少数杂志也只能勉强发行。此人的任务是从这些出版物上,逐步消除对政权的温和批评。近年来,虽说很守规矩,它们大多数还是完蛋了。
  控制媒体是资本主义最喜爱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在思想上奴役着我们。社会影响力巨大的电台、电视、报纸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显而易见,他们愿意让给我们工会自由,甚至政党自由,因为只要我们没有夺取经济权力,他们将继续控制大部分的国家机关和新闻媒体。要让人们的脑袋空空如也,只关心消费他们的产品,对他们的社会政治宣传束手无策,这是再有效不过的工具了。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就是这样。虽然看上去,这些国家拥有自由,但少数人控制了愈发集中的庞大资本。他们领导着国民的生活,以垄断报纸发挥决定性影响。比如在联邦德国,一个老板就控制了将近八成的大型报纸和杂志。这些报纸和杂志里充斥着所谓“逃避现实”的话题:“性问题”、色情图片、连载小说、犯罪故事、体育……都是为了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接受“既定秩序”(半岛上也有类似的《故事》〔El Caso〕和《嘿!》〔¡Hola!〕等等的知名杂志)。
  这些“新资本主义”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在于,西班牙通过法西斯集权的方式实行控制和影响,不需要什么伪装。比方说在比斯开,三家报纸中的两家(《北方报》和《西班牙邮报》)是大资本直接控制的,第三家《铁报》又是法西斯的官方喉舌。
  对于班达斯的这场罢工,它们有什么态度(书里好几章都提到过)又会得出怎样的社会与政治结论,是不足为奇的。
  官方完全剥夺了工人在自己报纸上表达思想和提出问题的权利。过去的三十年里,只有通过(难以传播的)地下出版物,我们才能保持并充实自己的思想。
  以上论述有助于理解,对于班达斯罢工者以及其它工厂的同志来说,这些“传单”具有何等的价值。虽然它们经常出现在书里,我们还是要简单地讲讲它们的故事。这是没法绕开的,因为传单自始至终伴随了整场罢工。
  罢工开始不到几个小时,第一张传单就到了我们手上。在这艰难时刻,难以解释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只有过去三十年里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才能完全体会到这一点。最初几个小时的气氛异常紧张。一切都是悄悄组织起来的。我们关于以前罢工的记忆只有痛苦和迫害。大家忧心忡忡。没人知道罢工成败如何。管理层挖空心思威胁我们,企图破坏工人团结。及时传达消息很困难,一旦有人尝试联系其它部门或车间的同事,立马会给公司当成可疑分子。
  我们的罢工开始时,激动、威胁、担心、警惕、困难,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些情绪。每个人都留在岗位上。听惯了轧制设备、起重机操作、十二吨钢管不断滚动之声的大型厂房里,这么安静实在是折磨。我们只能惶惶不安地听着主管的脚步声。他们走过来,多半是为了使绊子。突然,谁都没料到,这些传单到了我们手上。工人们悄无声息地传递着传单,没有引起注意。短短的几行字中,能感受到我们信任的领导者的意念。传单表达了集体意志,保证了行动的团结。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再担心什么流言和骗局了。
  正如书里开头提到的那样,我们占领工厂的头几天里,传单帮助我们与妇女们取得联系,叫她们送吃的,再到巴萨乌里工会去。她们走街串巷,把传单发给别的人家。我们在传单上解释了,这场抗争也是为了她们、为了孩子的未来,使她们非常感动。这也解释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传单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后来,国民警卫队把我们赶出厂后(那些天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上开会),它传达了领导者的话语,表达了工人集体的意见。传单的到来与分发使大家亲密无间。在小组讨论中,我们讨论了当天的新闻与行动,听取了每个人的意见和批评。最后,我们回到家里,把消息告诉家人。许多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研究罢工,想办法解决传单上提出的问题。
  我们来到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开会后,传单和集会变得更加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传单收集前天的决议、领导者们的发言、有关罢工进展的新闻,再提出新的问题,以待下次集会上解决。
  但是传单不仅是为了罢工者准备的。那段日子里,省里许多公司的代表也赶来集会:——“喂!我的两百份在哪儿?”“行的话,明早给我们公司留一百份……”“方便起见,要不每天专门给我们厂印个五百份。”常常会吵起来,因为大家都想要,传单却没那么多。
  我们敢说,在这163天里,比斯开有了第一份“工人日报”。这也是过去三十年来,整个半岛上第一份工人的报纸。比起少数统治者的喉舌,它读起来肯定诚恳和真实得多。
  除了天天出版之外,大概每月会特制一份三到四页的精彩报道,讲述罢工的基本态势。这些报道主要面向比斯开以外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代表坚持想了解我们罢工的进展。

传单的制作


  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写作。另一个小组准备材料,把传单印个两三千份。最后,还有个小组负责分发传单。就算警察急了眼,一再迫害工人,也没能阻挠它的编辑、阻止它的分发。每一场集会开始前,传单都会神乎其技地出现。罢工的五个半月里,这件怪事不断发生。多亏几位同志每天都冒着“当场抓获”的危险送来传单。好几次他们差点栽了,但都有勇有谋地化险为夷。
  负责传单的同志组织得特别好,在无法见面的日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邮寄到我们手上!为此,他们记下了我们的住址,废寝忘食地准备材料,在信封上写地址、贴邮票。
  在三、四月里,传单得到了加倍的“关照”。有关部门搜查了每个人的房子、天主教行动兄弟会的会场、活动场所等等。他们一直在突击搜查,还没收了十六台印刷机。警察未经许可就闯进了阿里斯教区的礼拜堂,但是扑了个空。同时,警方还无数次审讯了我们的领导者,结果总是一样。这些都是无用功。在后来的采访中,最高警察长官承认了他们的完全败北(他怀疑是神父给我们提供场所和印刷机),感叹道:“不管怎么样,这些传单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在教堂里,我们见到的是老朋友桑丘![2]
  当然了,他们到最后还是摸不着头脑。复工当天,发布了最后一期传单。它对我们斗争的意义做了激动人心的总结,怀想了遭到解雇、关进监狱、流放出国的同志们。
  毋庸置疑,传单是促进我们觉悟的一大创造性工具。它每一天都会为这场斗争指明目标,体现了罢工的真正民主意识。传单是罢工的鲜活历史。在它的字里行间,反映了我们的团结与战斗意志的价值,反映了工人的声援活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卑鄙龌龊。每天不重样的压迫暴行,为传单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我们可以断言,在这几个月谈不上大却异常激烈的经历中,传单和集会就是工人运动的两所真正学校。





[1]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Manuel Fraga Iribarne,1922年11月23日——2012年1月15日),西班牙外交家、法学家。1951—1953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秘书长。1953—1956年任教育部教育委员会主席。1962—1969年任通讯与旅游部长,在任期间大肆迫害反弗朗哥左翼战士。1966年参与制定《新闻法》。1967年参与制定《宗教自由法》。1975—1976年任内政部长。1976年发起成立民主改革党,1977年改组为“人民联盟”1989—1990年任人民党主席。2012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 此处引用了《堂吉诃德》,比喻扑了个空。——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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