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48）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很少有救助穷人的人与穷人感同身受，富人不会知道没有食物、不能休息的艰难滋味。
——凯尔·哈迪〔1〕 |
探寻马克思一家人的故事时，人们会不自觉地脱离大的环境，看到一个扭曲的现实。他们的思想是彻底的社会主义（少有例外），但整个世界不是。到1889年，英国总共只有不超过2000名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虽有大约75万人，但海德门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成员都不愿与工会合作，工会也同样对他们疑虑重重。〔2〕但马克思认为，工会是目前工人对抗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工具显然是正确的，杜西和一些伙伴加入到工会的战斗中。一名社会主义者说，他们最终受到欢迎“不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尽管他们是社会主义者”。〔3〕
第一场重大战斗是为煤气工人打响的〔4〕——煤气工人在1889年3月组建了英国首个非技术工人工会，杜西和艾威林为其撰写了条例和章程。〔5〕国家煤气工人联合会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工人总工会的成员在短短数月内便达到数万人，一年内达到10万人，工会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而组织的罢工也获得了胜利。〔6〕这场战斗的3名领袖都是工人：威尔·索恩、汤姆·曼和约翰·伯恩斯（3人后来都进入国会，还有1人成为内阁部长）。〔7〕索恩不识字，杜西开始教他。〔8〕
伦敦东区因为煤气工人的胜利而兴奋。8月13日，在炎热的夏日里，一群码头工人决定不再忍受苦难，〔9〕邀请索恩、汤姆·曼、伯恩斯和本·蒂利特（一名27岁的自封狂热分子）来领导自己罢工。〔10〕他们在8月19日组成码头工人工会，第二天，罢工开始，一个世纪来，伦敦码头首次关闭。〔11〕
从远处看泰晤士河，五颜六色的旗子高高飘扬在停泊着的船上，预示着希望、新大陆的召唤。〔12〕但在河岸码头上，工人被像动物一样对待。索恩直截了当地说：“我相信，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其他地方的白人，需要忍受码头工人这样可怕的生存条件。”〔13〕
大多数码头工人不是按天工作，而是按小时，只能长时间等待被“叫到”，才有机会工作。本·蒂利特解释说：
挣扎着，吼叫着，咒骂着，这些可怜人必须争抢那些残酷无情的人提供的少得可怜的工作。为了能离笼子（这样形容是基于用来保护喊工者的粗铁条）更近，饥饿的男人们疯狂地像争夺人生的饭票一样相互争抢，衣服被撕碎，身上被扯伤，甚至耳朵都被扯下来，把命都拼进去……强壮一点的从其他人头顶向笼子爬去，又是踢又是骂，在笼子面前，他们就像疯狂的老鼠。白天黑夜，他们都得忍着饥饿，期盼着被叫到，等着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工作机会。〔14〕
六万码头工人决定反抗，进行罢工。他们的要求很温和：首要的一条是把最低工资从5便士每小时提高到6便士。〔15〕但船运公司嗤之以鼻：这些伦敦最低贱的工人居然奢望挑战控制着海上贸易的大人物？面对罢工者宁可死也不肯复工的态度，各家公司均未回应，他们自大地低估了工会的新领袖。
罢工的组织地在码头北侧赖登街上的韦德纹章酒馆。杜西和约翰·伯恩斯的夫人募集资金，宣传罢工，把市民、慈善和政治组织以及其他工会捐献的救济金分发给工人。〔16〕恩格斯说，杜西“完全钻进了罢工里”，工作起来“像个勇士”。〔17〕9月初，杜西代表罢工工人在海德公园演讲。伦敦《工人选民》报的一名通讯员写道：“很惊奇地看到，艾威林夫人向庞大的人群演讲；很惊奇地看到，当她讲到码头工人家里的苦难，女人们看她的目光；很高兴地看到，她把戴着黑手套的手指指向压迫者；很高兴地看到，人群对她的精彩演讲给予热烈的欢呼。”〔18〕
码头工人一无所有，一周过去，两周过去，他们就要饿死了。报上虽有关于罢工的报道，也有一些大学学生参与了这一事业，但组织者认为，必须把抗议搬到市中心，让整个城市注意到这些被轻易忽视的人，这样才能向码头公司施压，并且募集到能够让码头工人活下去的资金。罢工者决定穿过城市进行抗议，但游行差点失败。他们一个个体弱多病，没有体力，但也正因为如此，伦敦市民对他们感到同情。“当人们知道数千名罢工者穿过城市后居然没有偷任何一个口袋，没有打碎任何一块窗户，”有观察者说，“英国市民觉得可以安心地回郊区的别墅了，出于同情心，顺便也帮一帮这些可怜的人们。”但这样的支持仍然不够，救济金很快便干枯了。〔19〕
就在他们看来必须要在死亡和投降之间做出选择时，一笔大得难以想象的支援从澳大利亚送到了：3万英镑。澳大利亚码头工人为英国工友进行了募捐，加上当地慈善组织的支援，才凑出这么大一笔款项。〔20〕船运公司认为，这是不详的预兆。罢工已经让他们损失惨重，尤其现在是最繁忙的季节，如果罢工工人继续收到援助，码头可能要关闭数月，而且罢工很可能会扩散到伦敦以外。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工人倾斜。〔21〕9月16日，几乎码头工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们像凯旋的军队一样，胜利地恢复了工作。他们的胜利让全世界的工厂和农场劳动者为之欢呼。最为低下、无力的工人群体有了本地的组织和国际的支援，也能取得胜利。〔22〕
他们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索恩说，罢工后，工人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空想，而是相信它能带来有形的结果：脱离贫困。〔23〕恩格斯欢呼说：“这是我们近年来最有希望的一次运动，我为还能看到这次运动而感到很自豪。如果马克思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那该多好啊！如果这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他们已经沦为无产阶级最底层，被各行各业所遗弃，为了得到工作每天早晨在码头的大门口搏命，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并以自己的坚定的精神使强大的码头公司害怕，那我们的确就无须为工人阶级的任何一部分感到悲观失望了。”〔24〕
恩格斯说，现在重要的是在英国成立一个工党来代表这些工人。〔25〕
两年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计划1889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盛大的会议，但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各种分裂、国家层面上的争吵、以及私人恩怨几乎让第二国际的诞生无法实现。主办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分裂严重，甚至决定举行两次单独的大会。5月，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自己和杜西不停地奔忙才让他的“所谓的马克思派”有所成就，却总被他（邀请一派而不邀请另一派，导致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疏远）和李卜克内西〔26〕（好像无法决定德国人支持法国的哪一派）〔27〕的接连外交昏招所累。此外，大会的日期也存在争议。按照之前的协商，大会应该在9月召开，但拉法格突然决定7月14日召开：因为这一天是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也是另一派社会主义者开会的日期。〔28〕愤怒的恩格斯告诉拉法格遵守定好的日期，不要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似的。〔29〕这期间，另一派的社会主义者试图把拉法格的大会描述为马克思的家族会议。〔30〕
最终，拉法格获胜，大会在7月14日召开，西至美国东至俄国都有代表赶来巴黎参加大会。拉法格负责安排会场和房间，但马虎之下没能帮德国代表订好住处，而此时的巴黎由于有大批游人前来参观世界博览会，很难找到住处。〔31〕他还刻意租下一处难以容纳所有代表的会场，以便让大会显得更成功——结果事与愿违，在炎热的天气里，让代表们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实在不是个好主意。〔32〕此外，他还决定大会秘密进行，因为担心如果会议不成功，报纸会有负面报道。恩格斯极为气馁，他说，大会召开的目的就是吸引世界的注意，讨论“诸如八小时工作日、女工和童工劳动法、废除常备军等问题”，他想不通拉法格为什么要保密。〔33〕
不过，准备工作虽有诸多失策，结果却是历史性的。在1889年7月的巴黎，艾菲尔铁塔在世界博览会上揭开面纱，第二国际也播下了种子。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次集会在火车北站和皮加勒区之间的彼得雷莱大厅进行。恩格斯没有参加（筹划过程就让他受够了），但杜西和艾威林作为英国代表见证了这次里程碑式的大会。会场内点缀着红色的旗子和条幅，他们一起追忆1848年起义和公社。狭小的会场挤满来自20个国家的391名代表，其中包括很多知名的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领袖：来自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施坦和克拉拉·蔡特金；来自俄国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来自比利时的塞扎尔·德·巴普；以及来自英国的凯尔·哈迪。〔34〕另一派法国社会主义者举行的大会有600人参加，但其中500人都是法国人。〔35〕这表明另一派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国内十分强大，但在国际上要让位于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天，大会搬去了一处更加宽敞的会场，那里很恰当地命名为“幻景大厅”。〔36〕
恩格斯本来对大会不抱多少希望，但接到大会短短3天的议程后，他便兴奋地宣布大会非常成功。〔37〕6天后，代表们通过决议：支持八小时工作日，禁止雇用童工，对女工和青少年工人的用工情况做出规定。他们还对工人成立政治组织、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等达成了共识。最后，大会同意在第二年、也就是1890年5月1日举行首次世界范围内的大游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劳动立法。
由于在巴黎大会开始前，花费数月时间调停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斗，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进度受到了影响。他将在这一年满70岁，虽然杜西说他是自己认识的最年轻的人，但他知道自己恐怕没有时间完成设定的所有任务了。〔39〕除了监督马克思著作的出版，他还要给自己的朋友写一部传记，写一些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把自己已经拖延了数十年的几件事情完成。〔40〕他认识到自己无法独立完成了，因此，选择了在运动中他最相信的两个年轻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他教他们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以便他们能帮自己编辑马克思的著作，甚至在需要的时候，代替自己的位置。他们同意了。〔41〕
恩格斯一直都比马克思更知道时机的重要性，他感到运动在加速，出版马克思著作的迫切性大大超过从前，运动急需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第二国际，恩格斯还通过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看到工会和社会主义者已经踏上不可逆的胜利道路，德国也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他认为“1890年2月20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42〕这一天，德国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赢得了140万张选票，比3年前增加了一倍。3月的第二轮投票过后，社会主义者获得了35个国会席位。恩格斯说这样的结果让自己陶醉。〔43〕
德国社会主义者取得成果的同时，还见证了两位国王的死亡。威廉一世在1888年死去，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但弗雷德里希患有癌症，只做了99天皇帝就死了。他的29岁的儿子威廉继位，即威廉二世。〔44〕年轻的皇帝比73岁的首相俾斯麦更开明，至少最初对工人比较同情。俾斯麦警告说，“赤色”叛乱就在眼前，并要求将《反社会党人法》定为永久法律，加入新条款驱逐社会主义活动者。〔45〕但1890年1月，国会没有通过俾斯麦打击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反而使社会民主党胆气更壮。在2月的选举中，选票大量涌向左派，产生的“革命性”结果让恩格斯大为高兴。〔46〕3月17日，威廉二世要求俾斯麦辞职，他第二天便离开了。〔47〕德国的障碍已经消失，现在可以谨慎地扩大对工人阶级的鼓动了。
巴黎大会将1890年5月1日确定为首次国际工人大游行的日子。恩格斯提醒德国战友小心行事，虽然皇帝表面上同情工人，但恩格斯了解到德国军队已经待命随时扑灭抗议行为，秘密警察也在试图煽动混乱，以便让政府实施镇压。〔49〕
但在其他地方，工人们大肆庆祝五一，这让恩格斯更加确信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速度在加快。在巴黎，工人们穿着工装顺着林荫大道走向充满节日气氛的协和广场。1870年，民众同样聚集到这里，他们想知道法国能不能成为共和国，普鲁士军队是不是冲进了城门。很多资产阶级担心巴黎街头再次被工人掀翻，因此关闭店门出去躲避风头。但他们无需担心：工人们已经不需要通过破坏来得到认可。工人虽仍未能拥有与法国上层阶级一样的权利，但至少已经组织起来，在权力殿堂中得到露面的机会。拉法格和劳拉参加了巴黎的五一庆祝活动，拉法格说，有大批警察进行警戒，时不时推搡一下人群，或者在马背上冲刺一下，但工人心情很好，给他们让路。拉法格估计共有10万人参加了活动。〔49〕不管确切数字如何，场面必然蔚为壮观，但与伦敦的场面相比还是相形见绌，恩格斯说伦敦的活动“规模宏大”。〔50〕
伦敦的活动定在5月4日，因为这天是周日，有更多工人参加。海德公园周围建起15座讲台（大多是货车的车板），来自欧洲各国的演讲者向群众发表演说——主题不是政治，而是工人，比如所有工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额外工作时间获得报酬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仍在无偿地让出剩余劳动，但至少朝着改变迈出了一步。
民众从各个方向涌向海德公园，参加入数大约有30万。一名记者说，自己从未见过公园如此拥挤：“洗衣的妇人努力跟着一个举着条幅的男人；小孩子们也希望每日八小时。”〔51〕演讲者来自工会（伯恩斯、索恩、哈迪、蒂利特）和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拉法格和艾威林在同一个讲台进行了演讲。恩格斯也在讲台上，但纯粹作为听众，他评价说，拉法格讲得很好，虽然英语带有浓重的法国腔，但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杜西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另一个讲台。〔52〕自码头工人罢工以来，杜西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工人问题演讲者之一，而且作为一名女性，她赢得了特别关注。〔53〕她告诉振奋的人群，他们的目的不是做政党的工作，而是为了工人。她把自己描述为一名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她回顾了运动的发展——从只有少数人站出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到几百人，再到成千上万人。演讲结束前，她引用雪莱写给1819年给遭到屠杀的英国工人的颂诗《专制者的假面游行》中的诗句：“像睡醒的雄狮一样站起来……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听众报以热烈的回应。〔54〕
恩格斯后来写道：“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这种觉醒的日子，那该有多好。……我昂首走下了那辆旧货车。”〔55〕
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这个新近壮大的群体首次品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如不加以引导，将会变得不顾一切。“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有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可是大家知道，这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56〕他告诉李卜克内西说，“如果他们连新教徒的那种热忱也没有，那倒是怪事。”他告诉一名荷兰伙伴说，《资本论》第三卷是他良心上的一个沉重负担，因为他必须彻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但这还需要很多工作。“有些篇章的情况是，不作仔细校订和局部的调整，就不能发表，而您知道，对于这样的巨著，我只能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这样做。”因为马克思的名义，他不能出任何差错。〔57〕
2月德国选举和5月工人热潮过后，恩格斯终于能够专心于自己的工作。这部分要归功于琳蘅，恩格斯后来说：“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长年地安静工作，而我能够在这七年也能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58〕琳蘅和恩格斯从1845年起就是相互信任的朋友，他们甚至像是彼此的家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很相像：从对细节的讲究到喜欢喝酒和找乐子，而且她非常清楚恩格斯如何才能安静地工作。到1890年，戴着标志性的亚麻帽和金圈耳环的琳蘅指挥着家里的仆人，成为了马克思一家的女家长。劳拉搬去巴黎东郊勒—佩勒的新家时，琳蘅赶去法国帮她。〔59〕杜西和艾威林为保卫艾威林的名誉而战时，她面对党内的女人像恩格斯面对党内的男人一样言辞凶狠。〔60〕她和蔼地打开恩格斯在摄政公园附近住处的大门，迎进来自世界各地的刺客、革命者、政治家和报人。〔61〕他们谈论的是政治，但如果哪位客人想要唱歌，也尽可随意，而且波尔多酒管够。伯恩施坦说，成为恩格斯的客人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需要“在思维上有意义”。〔62〕在琳蘅的指挥下，恩格斯家的圣诞庆祝美妙如传奇一般。屋里摆满庆祝圣诞的绿色植物，槲寄生树摆放的位置很巧妙，每个人经过时都能收到一个吻，桌上摆满食物。琳蘅最拿手的乾果布丁（她也寄去给德国和法国的朋友）是压轴的甜品。伯恩施坦回忆说恩格斯喜欢先把灯都熄灭，等浸在朗姆酒里的布丁端上来之后，再点着灯，听大家操着各种语言发出欢呼声。〔63〕
1890年，琳蘅已经70岁了，她像恩格斯一样，行动开始迟缓。10月时，她有些肝病的迹象。〔64〕1月初，恩格斯担忧地给拉法格写信说，琳蘅出现了大出血。医生搞不清问题所在，琳蘅又不肯让医生检查。恩格斯找来的另一名医生说，她得的可能是败血症。〔65〕两天后的11月4日，琳蘅去世。站在她床边送别她的包括恩格斯、杜西、艾威林和两个仆人。〔66〕
恩格斯通知亲戚朋友，“善良的、亲爱的、忠实的琳蘅”去世了，他以一种莉齐·白恩士去世时都没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损失的深切悲伤。〔67〕“我同她在这个房子里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七年，”他告诉纽约的一个朋友说，“我们是最后的两个1848年前的老战士。现在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将怎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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