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0）新思想的孕育
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卡尔·马克思〔1〕 |
9月底，燕妮回到被她称为“贫穷的居住区”的布鲁塞尔，很快将生下第二个孩子。她将返回的时间一推再推，直到最后再也无法拖延——她不想抛下母亲。埃德加已经决定先到布鲁塞尔逗留几个月，之后他将前往美国试着做做生意，剩下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独自一人在家。〔2〕燕妮发现，一直喜欢有人陪伴的母亲，越来越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家里的财产很久以前就已耗尽，母亲已极少参加社交活动。既没有财产，又没了丈夫，她原本辉煌多彩的世界变得黯淡无光。她是个60岁的寡妇，像很多人一样，已经被世界抛弃。
燕妮和母亲极为亲近，她担心自己离开特里尔等于把母亲抛弃了。愤怒之下，她写信给马克思，诉说女人在社会中的苦难，为女人而控诉男人，甚至控诉她和她丈夫的激进思想。他们只知道无尽地讨论权利，但讨论的首先是男人的权利，浪漫主义者为女性主张的平等权利显然被他们留到了将来。控诉之余她也表现出对颠沛流离的沮丧。此外她还对曾经批判过的故国表现出了维护：
我本人在小德国可是感到愉快极了！不是吗？有句名言说，面对你们这些大德国的饕餮之徒需要很大的勇气，——在这个古老的罪人国度里，生活还是十分舒服的。反正我是在富丽堂皇的法国和比利时才认识到这种最平凡的、最狭隘的生活状况。这里的人都很平凡，非常平凡，整个生活只是一种袖珍型的生活；可是，那里的英雄也不是巨人，而且个人的生活也绝不比别人更辉煌。对男人们来说，情况可能不一样；但对要生儿育女、做针线活、烧菜做饭、缝缝补补的女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就女人而言，我倒是很喜欢不幸的德国。〔3〕
毫无疑问，燕妮会返回布鲁塞尔，她在信中表达的，不过是她在女儿的责任和妻子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时的沮丧。不过时间紧迫，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争论。燕妮8月写信给马克思时，已经怀孕8个月，要想在布鲁塞尔生下孩子，就必须马上出发。
马克思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朋友建议燕妮走向西的路线，穿过普鲁士的森林和田野，由他们一站一站接力护送，途中可以在驿站和旅馆休息。燕妮考虑这样太过繁复，“路途的颠簸毕竟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她问马克思能不能到距离布鲁塞尔大概50英里的列日与自己会面，再一起返回布鲁塞尔。〔4〕他们一行及时赶回了在同盟路的住处，两周后的9月26日，燕妮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劳拉（取自燕妮夭折的妹妹的名字）。〔5〕
孩子出生前，燕妮就担心嘈杂的声音会影响马克思工作。她在信中说：“但愿大灾难不要恰好在你撰写你那部书的时候发生，我焦急地期待着这部书的出版。”她打算在楼上生完孩子后，就和孩子一起搬到楼下，这样马克思待在二层书房和被她笑称为大沙龙（虽然没有取暖设施）的区域，就可以不受打扰。〔36〕有很多原因使得燕妮如此迫切地想看到马克思的这部书（大家只知道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出版，比如让马克思获得她已期待良久的赞誉；比如让辩论更进一步，让政治改革的步伐加快。但最为迫切的还是经济原因：她和马克思都没有其他收入，朋友们虽然一直很大方，但他们总不能（也不愿）一直依赖于他们的慷慨。
关于工作，马克思从来没有准话。每次谈到早已应该完成的著作，他总说再有一两周就能完成，或是正在进行最后的润色，或是因经济或个人原因导致了耽搁。但实际上，他距离完成还很遥远。新的想法与已有的想法相互碰撞，总会产生一些让他觉得料想不到却又十分重要的东西。他并没告诉燕妮自己这部书近期都不可能出版，因为它还处在设想阶段——还在他脑袋里呢。
多年后，燕妮会逐渐了解到，其他人珍视乃至向往的出版合同对丈夫来说，其实是种负担，会让他衰弱。她会看到他面对这种压力时受到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但这些她以后才能看到。在1845年，她认为既然有确定的截止日期，书自然会按时完成，他们的收入自然也有着落。
马克思是在写书，但不是在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那本。在劳拉出生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一本被他们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
实际上，马克思春天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人秋天从英国回来后，决定把所有德国哲学以及当时正在宣传的德国社会主义一起扫进垃圾堆。虽然出版商卡尔·列斯凯非常着急，等着出版马克思早该完成的经济学著作，但马克思告诉他，这本书要想写出来，就必须先把挡在路上的障碍清除——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他决定和恩格斯一起做这件事。〔7〕
《德意志意识形态》从人的起源讲起，首次用非常具体的语言，讲述了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现实与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正相反，历史不是由人以外的任何力量引导的，历史就是人，就是对人的行为的记载。如果把人仅仅看作一个演员，任由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运动、上帝还是国王）来编写剧本，人只会变得软弱，无法看到自己在这个与同胞共享的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有生命，所有死亡，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都源自于实实在在的物质环境，人类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答案。为了“科学地”解决问题，他们提出，人的存在根源于生产过程，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之后，便与动物区别开来了。〔9〕（他们还提出，生育便是男女间的第一个社会劳动分工——想来，马克思家的婴儿啼哭声给了他们灵感。）〔10〕因此他们写道，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代的肩膀上，通过提高生产方式来发展自己，根据不同的需要改造社会。〔11〕然而，当机器和货币成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破坏的力量”就会出现。与此精英阶层对应，会产生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所有革命性历史变革都是控制生产的阶级，与受其控制的广大人民之间碰撞的结果。〔13〕同时，他们提出仅靠暴力无法带来真正、长久的变革。依靠暴力推翻统治的精英阶层，并不能消除其成员信奉的“普遍真理”，比如其法律、艺术和已经被神圣化的制度。因此，马克思后来也强调教育和知识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4〕
因此，要想实现革命，民众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身处其中的制度无论被保护和宣传得如何神圣，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用以控制权力的工具。其次，民众要具备一定文化基础，以便建立新的社会，来取代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于1845年9月动笔，1846年8月完成，分为两卷，长达500多页。同他们的首部合著《神圣家族》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集中批判了德国激进分子圈中的几个知名人物。琳蘅数年后回忆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房子里一边写作，一边畅笑不止，把所有人都吵醒了。可是，这本书带给他们的也仅限于这些欢笑的夜晚。〔15〕他们自己以及在德国的朋友前后找了8家出版商，但都没有结果。最终，马克思说他们把手稿“给老鼠咬也无所谓，毕竟我们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即理清思路”。〔16〕
1845年秋，劳拉出生后不久，有消息说普鲁士政府在想办法让比利时驱逐马克思，马克思一家又陷入恐慌之中。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人数一直在增加，柏林的普鲁士政府肯定早已收买了一些人，让他们盯紧那些爱惹麻烦的人。但是马克思并未做出任何特别的反叛行为，值得普鲁士政府如此大动干戈。可能只是有间谍报告说，马克思来到了激进流亡者聚集的布鲁塞尔，普鲁士政府就决定把他赶到离国境更远一点的地方。
马克思努力想办法摆脱困境。他写信给特里尔的治安官，要求获准移民美国。如果获得准许，他将不再是普鲁士国民，普鲁士政府自然也就不用再理会他。实际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马克思有移民美国的打算，相反，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只是他的一个策略，借以让普鲁士政府放松对他的警惕。他的计划失败了：移民申请获得了准许，但对他的警惕依旧。1845年12月，为避免再受普鲁士政府的牵制，马克思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17〕
这样，从官方层面看，马克思不再属于任何国家。当然，这不过是个身份的变化而已，因为自从普鲁士对马克思发布逮捕令，他就已经回不了故土。对马克思来说，不再属于一个在他看来并不合法的政府，也算是得到了解放。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年轻的图书馆员菲利普·日果开始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目的是打破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隔阂，为迎接“行动机会的到来”做好准备。〔18〕委员会发给各成员的时事通讯不会有报刊检查官进行检查，唯一的威胁来自相对松散的“暗检室”——欧洲君主用以排查具有政治煽动性邮件的机构。〔19〕
委员会成员很少，通信相应也少，但它却是马克思尝试组建的第一个国际性组织，是他整个政治运动的源头。燕妮承担起秘书的工作，帮马克思誊写书稿。（马克思的笔迹极难辨认，他在世期间，只有燕妮、恩格斯和他的女儿们真正掌握了他的笔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努力完成合著的同时，还和菲利普·日果一起参加通讯委员会会议。很快，在这座位于同盟路5号的房子里，各种活动日夜不断。马克思说自己那段时间每天大概只能睡4个小时，而且都是在快天亮的时候才能入睡。〔20〕远在英国的哈尼的妻子建议燕妮实行“凌晨三点或四点禁令”，即凌晨时禁止任何革命活动，以便让家人有时间休息。〔21〕应该说，这是个好主意——马克思家的气氛已经开始急躁起来，燕妮3月返回特里尔照顾生病的母亲后，情况更甚。马克思忙着“写”两本书，刚刚组建了政治组织，周围的流亡者越来越多，还有两个不到3岁的孩子在身边。孩子虽然可以由琳蘅照看，马克思却没人照顾。
燕妮离开期间，通讯委员会在3月30日安排了一次会议，邀请一位名叫威廉·魏特林的裁缝讲话。魏特林是一名德国洗衣女工和一名法国军官的私生子，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的传奇人物，在劳动阶层中拥有众多追随者。他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其秘密著作《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广受欢迎。之前，马克思曾拿他和蒲鲁东做过比较，对他表达过赞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特林开始失常，其思想最多只能算是空想社会主义。
很多人把这归结为他在普鲁士和瑞士的牢狱之灾。魏特林因为《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在瑞士入狱。书中，他把耶稣描述成像自己一样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可怜女人的私生子。有人认为，魏特林确实把自己当做了救世主。〔22〕恩格斯说他“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23〕他的宝贵计划中，有一点是要打造一支由4万名罪犯组成的队伍，对统治阶级展开游击战。〔24〕
魏特林2月抵达布鲁塞尔，受到马克思一家的热情欢迎（恩格斯描述说，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25〕约瑟夫·魏德迈回忆说，魏特林和马克思、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还有他自己在马克思家打了一整夜纸牌，第二天，魏特林又在燕妮的陪同下，逛了一整天，“氛围非常好。我们一大早去了咖啡厅，之后坐火车去附近的村子维莱沃德吃午饭。我们玩得非常尽兴，坐的最后一班火车回来”〔26〕。
随着燕妮返回特里尔，通讯委员会会议的召开，轻松的时刻结束了。他们围坐在马克思的一张绿色的小桌子周围，开始谈论政治。对政治兴趣十足却没选择任何政治道路的俄国人安年科夫当时也在布鲁塞尔，他生动地描述了德国共产主义过去的领袖与未来的领袖之间的这次会面。
安年科夫说魏特林外表完全不像狂热的革命者。38岁的魏特林比马克思年长10岁，一头金发，外表俊朗，外套裁剪讲究，“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更像一名彬彬有礼的商人。马克思却完全相反，外表粗犷，但极为自信。“不管外表和行为如何，他好像自然而然拥有让人不得不尊重的力量。……行事方式虽与通常的人际交往规范不符，却又显得从容不迫，甚至有些蔑视一切的味道。”安年科夫描述马克思的嗓音如金属般锋利，语气强硬，让人无法提出异议。
与会人数不多，会议由恩格斯主持，他介绍说，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改变劳动状况的人来说，有必要就实现方式达成一致。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描述说，恩格斯讲话时，马克思手里拿着一支铅笔，高傲的头微微低着，盯着眼前的一张纸。但马克思的安静没有持续多久，他要求被他称为“通过布道在德国弄出很大动静”的魏特林讲讲自己的活动。魏特林只是含糊地谈到应该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困境，用共产主义和民主思想把他们集中起来，但被马克思愤怒地打断。马克思认为把虚无的希望灌输给工人无异于欺骗，这样做只会让自己“自以为是警醒的先知，实际上不过是一无所知的笨蛋”。马克思认为，让人民知道自己的苦难还远远不够，还要让他们知道受苦的原因，唤醒工人却不为他们准备一个明确的计划或学说，只会以失败告终。魏特林想要辩解，但马克思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油灯直摇晃，喊道“无知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大家都起身离开，只留下马克思愤怒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27〕
马克思的宣泄才刚刚开始。（有同伴说他是那种“能够为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的人”。）〔28〕没几天，马克思批判了另一名成员，即德国报人海尔曼·克利盖，嘲笑他是多愁善感的空想家，一篇文章用“爱”这个字眼竟然多达35次。〔29〕之后，他又印制小册子，批判法国和德国“绵羊般的社会主义者”，批评他们不够科学，不能或是不愿讨论解决真实世界里的真实需要和真实不公的办法。〔30〕在工业化的英国看到的一切深深烙在了马克思心里，让他对那些只关注抽象理论却对活生生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的人彻底失去了耐心。没有时间困惑了，他相信革命即将到来。
在马克思看来，波兰是正在到来的革命浪潮的最新明证。这年2月，加利西亚农民爆发起义，杀死数百名波兰贵族。起义蔓延到克拉科夫后，起义者宣布革命和废除农奴制。10天后起义失败，部分是因为起义者缺乏组织或计划。这正是马克思强调的：在未能彻底了解人类是如何走到目前这个历史节点之前，在没有为推翻旧制度后规划一个蓝图之前，革命无法持久，也不可能成功。〔31〕
加利西亚起义再次证明，欧洲早已恶疾缠身，其影响在各国首都均已显现。各国君主都感到了食物短缺和财政危机的压力，财政危机使工人失去工作，政府财政陷入紧张。马克思认为在这种关键时刻，各国志同道合的人至少应该保持沟通，相互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因此竭力劝说作家加入通讯委员会，但成效不大。截止到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在德国的人以及英国的乔治·哈尼周围的人给他回了信。他再次发现很难把法国人吸引进来。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5月曾写信给蒲鲁东。马克思在信中非常谦虚地邀请蒲鲁东作为通讯委员会在法国的通信人，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32〕但蒲鲁东可能已经听说马克思最近对其他社会主义者发过飙，尤其可能听魏特林在巴黎的朋友讲过，因此在回信中表示自己非常担心马克思变成“新的不容忍派”的领袖。“我们不要装作是新宗教的导师”，蒲鲁东写道，“哪怕是逻辑的宗教，或者理性的宗教”。蒲鲁东说如果马克思能保证在通讯活动中进行自由和完全的思想交流，自己可以加入，“否则，没有兴趣！”〔33〕
燕妮不在期间，马克思的通讯委员会麻烦不断，恩格斯也麻烦缠身。玛丽·白恩士已经和恩格斯同居6个月，虽然两家人交往很多，还住在一起，但马克思和燕妮却从未特别在意恩格斯的这个伴侣。有传记作家认为，燕妮对于恩格斯和玛丽同居却不肯结婚感到不悦，但事实上马克思和燕妮在巴黎见过无数这样的情况，都没表现出异议。还有人暗示说燕妮自认为社会地位比玛丽优越，因此跟玛丽熟络不起来。但在燕妮一生中，从没有熟人说她表现出什么阶级偏见。原因也许很简单，那就是马克思和燕妮不喜欢——或者不了解——恩格斯的这位伴侣。当时玛丽23岁，燕妮32岁，她们一个来自爱尔兰工人家庭，一个出身普鲁士贵族，身份和文化差异实在太大。在1846年3月燕妮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她说道自己很高兴恩格斯家里发生“彻底决裂”时她不在布鲁塞尔。否则，她肯定会因为一直不赞成他们的关系而受到责难。燕妮觉得恩格斯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漂亮、可爱、能干的女人多的是”，她写道，“……期待着男人来解放她们、拯救她们”。不论那个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玛丽很快回到了英国。〔34〕
在布鲁塞尔这个小小的流亡者圈子里，火药味十足，一年前的温和气氛早已消失无踪。赫斯愤怒于马克思对待魏特林的方式，他告诉马克思，自己以后与他的“党”不再有任何关系。（他后来指责马克思想要周围的人全都服从于他。）〔35〕周围的人都破了产，但没人比马克思更甚。3月，出版商再也没耐心等待他的经济学著作，取消了合同，让他去找别人出版，而且出版后，记得归还预支的1500法郎稿酬。〔36〕（显然，马克思依然没把这些告诉燕妮，因为她在信中说德国很多人都在热切地等着他的书出版。）〔37〕这时甚至恩格斯都缺钱，他写信给妹夫说自己有价值150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需要妹夫给他寄大概这么多钱来。〔38〕
马克思写信给已经返回德国想办法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魏德迈说，自己手头非常拮据。“为了使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在这里暂时还能过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织品都当掉了”。最惨的是同盟路的房子租约到期，但没钱续租，一家人只得搬到野林旅店，
恩格斯也在旅店租了房间。马克思说所有朋友都陷入了经济困难，“你看，真是困难重重！眼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39〕
但这些困难没能让马克思放弃自己选择的激进道路，永远不会。对马克思和燕妮而言，情况虽然不好，但还算不上特别糟糕。如有必要，他们还能从科隆一些商人手上弄到一些钱（虽然基于政治原因，马克思会竭力避免走到这一步）。至于朋友，有像赫斯那样中途离开的，同时也有新的人加入进来。1846年4月，就有这样一个人突兀地出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敦实的37岁男子（恩格斯说他看着很像德国农民，一身乡下资产阶级打扮）敲响了马克思家的大门。他名叫威廉·沃尔弗，因违反出版法被判入狱，但在被关入西里西亚一座要塞前逃了出来。他被马克思周围的人称作“鲁普斯”。紧随鲁普斯到来的还有德国报人斐迪南·沃尔弗（“红色沃尔弗”）、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比利时律师和报人律西安·若特兰、比利时律师维克多·德斯科，还有年迈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者约阿希姆·列列韦尔〔40〕（燕妮还清楚地记得他每次晚上跟大家一起出去聚餐，总喜欢穿一身普通工人常穿的蓝色衣服）〔41〕。马克思虽然与很多早期认识的社会主义者渐行渐远，但随着他和伙伴们的声名越来越响，不断有新的人受到吸引。
8月，恩格斯自告奋勇去巴黎建立通讯委员会分部——既然写信吸引不来法国人，他就亲自去找。〔42〕但他在巴黎的收获并不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收获多。11月，有告密者向警察告发，说听到他在工人集会上宣称不通过“暴力民主革命”，共产主义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43〕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自己被警察跟踪了，警察对他的驱逐令已经发布，他因此打算先把政治放一放。〔44〕
12月，燕妮已经怀孕7个月，她不想让第三个孩子在旅店出生，但手上的钱远远不够租下一处房子，近期又没有可期的收入。不过在马克思的姨父莱昂·菲利普斯和燕妮的母亲的资助下，他们还是得以搬出野林旅店，在布鲁塞尔郊区伊克塞勒租下一处小房子。〔45〕马克思说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草稿已经完成，但闲放了太久，需要重写。〔46〕出版商列斯凯早已放弃出版计划，马克思又找不到其他人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显得有些疲惫：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47〕
但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还是表现出了对于被德国人（或者说任何人）排斥的无所畏惧的态度。毋庸置疑，自从蒲鲁东上次在回信中对加入通讯委员会设定条件，马克思肯定已经对他有所愤恨。马克思不喜欢蒲鲁东在信中的语调，那种像对待学生般居高临下地指责他的语调，但在12月，当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他曾认为其作品开辟了新时代的人展开攻击时，原因绝不仅仅是怨气。在过去的几年，尤其是在1846年，马克思系统地批判了所有在他努力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学习过的理论家。蒲鲁东是唯一一个还没有被批判的大家，但他的两卷本新作《贫困的哲学》给了马克思进行攻击的突破口。马克思在1846年12月收到这本书，他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自己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本“很坏的书”，它说明蒲鲁东根本不懂相关的历史或经济发展。他批判说，在蒲鲁东看来，人并不以前一代人的活动或生产所得为基础，因为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48〕如马克思所强调，这样的抽象观念一无用处，甚至危险。
马克思还批判说，蒲鲁东把奴隶制等方面冷漠地称为“经济范畴”，本身却对其并不了解。马克思写道：“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49〕
马克思没有就此止住，而是很快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本书有100页，情绪激昂，很有分量。在书中，马克思以蒲鲁东为媒介，详细说明了自己的历史、经济和革命理论。在这本马克思独立完成的首部著作中，马克思首次称自己为经济学家，〔5〕并总结说：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双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51〕
蒲鲁东的著作在法国广受欢迎，并被翻译成德语。〔52〕相反，马克思却找不到人出版自己的著作，虽然经济无比紧张，还是自掏腰包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印了800本。〔53〕这本书虽然并不成功，却是马克思的重要里程碑。他击倒了最后一个思想巨人，完成了与老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黑格尔主义、基督教以及犹太精神的长期斗争。在斗争中，他创造出了新的东西：一个“政治-经济-社会”体系开始形成，不仅需要理论，还需要行动，并将从社会的中心改变社会。
马克思觉得，是时候加入到这个历史革命进程当中了。他和燕妮以及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同伴加入了正义者同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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