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9）英国见闻



　　说不清这个世界是什么运道。先生，我必须努力、十分努力，才能活下去；这样却仍然不行，有时，只能忍受缺吃少穿。不，应该说经常。

　　——木偶戏表演者〔1〕



　　1845年春，和恩格斯启程去英国前，马克思开始构思将要和恩格斯合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他们将摒弃“理论上的废话”，所有想法和思想都要根植于真实世界。〔2〕德国知识分子尤其容易被束缚到纯哲学上去，因为政府一直禁止他们讨论或出版与现实生活相关的东西。甚至社会主义者都使用“人类”和“苦难”这样的字眼，来代替他们真实的想法——人和挨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实情况要求他们抛开理论面纱，揭示物质真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总结了11条摘要，最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胸怀伟大目标，兜里揣着预支的1500法郎稿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还未动笔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启程去英国。〔4〕
　　燕妮决定在马克思离开期间，和琳蘅一起带孩子回特里尔。她已怀孕6个月，旅途一定会很辛苦，但她必须回去，她的母亲与弟弟埃德加关系极为紧张。经过数年犹豫，埃德加终于参加了法律考试，却仍没有安定下来找份工作的念头。在科隆上学时，他被发现混迹于激进分子圈子。他花了家里很多钱，说是用在了革命事业和解决社会苦难上，实际上却被他用在社交和剧院里了。埃德加小时极受燕妮喜爱，但燕妮告诉马克思说自己现在无法再对埃德加温柔起来。燕妮向东朝特里尔驶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在7月出发，朝相反的方向去英国。
　　他们在英国待了6个星期，大多数时间在曼彻斯特。英国纺织贸易的从业人数将近50万，行业的中心就是曼彻斯特。对社会学家而言，这里就是工业世界的实验室。马克思和恩格斯抵达时，纺织工业已经开始从家庭作坊向大规模工厂转变。小作坊几乎已经被公司所取代，公司对工人只担负工资的责任，而且为了利润往往将工资压得很低。人不再是人，而变成机器的附属。〔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切特姆图书馆里开展研究。在这里，他们远离外面遮天蔽日的黑色煤烟，研究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威廉·配第爵士等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些人都将在他们的书中出现。晚上，他们游荡于中产阶级商人经常光顾的酒馆；或是跟玛丽·白恩士一块儿去工人聚集的区域，这里时刻都有活动，尤其是星期六晚上，工人排队领工资的时候，场面极为疯狂。〔6〕工人们一周的辛苦劳动终于变成了银币铜钱，甚至有一刻，攥着硬币的手掌好像也握住了自由的希望。工厂有时在酒馆里发工资，工人一周的血汗钱马上就交给了酒馆。男男女女迷失在幻觉里，以为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快乐。还有人拿着铜币直奔脏乱并且散发着刺鼻味道的夜市买些食物。一排排摊位，点着直冒黑烟的油灯，出售的都是白天更富裕的顾客挑剩下的东西，有的已经腐烂。地上是一层泥泞和泔水，提醒着众人生活于此的人苦难深重。〔7〕
　　在工人居住区域，每座小屋有两间房间、一间地窖和一间阁楼，平均每座小屋住20个人，平均每120个人共用一个室外厕所。到处都是人和动物粪便的味道，房子间的距离非常近，风吹不进来，恶臭也散不出去。〔8〕在棉纱厂工作的工人一年四季都穿着便宜的棉布衣服，他们的衣服因为洗过无数次早就没什么颜色了，以至于穿件稍带点颜色的衣服都成了财富的象征。他们买不起帽子，只能把硬纸浸湿，折成帽子形状戴在头上，抵挡没完没了的阴雨。手套、长袜这样的装备甚至没进入他们的词汇。鞋子也是奢侈的，不论男女老少，一年到头都光着脚。〔9〕
　　在这样绝望的世界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家庭生活。由于妇女也需要工作，没人照顾幼小的孩子，大人不在家时，便用鸦片让他们安静。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女孩刚满12岁就要“嫁”出去，男孩年满6岁就要到街头讨生活。一直以供养家人为荣的父亲，现在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经常要跟自己十几岁的儿子竞争工作的机会。人们无法负担病痛的医疗费用，因此死亡是比病痛更好的结果。实际上，穷人，尤其是爱尔兰穷人的葬礼非常喧闹，在狂乱的小提琴演奏声中，人们疯狂地跳着吉格舞和里尔舞，让活着的人暂时忘却要继续忍受的悲惨。〔10〕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找到了想要寻找的现实，此前他从未亲眼见过无产阶级的生活。他在巴黎见过工人，听他们讲过一些故事。但现在他就站在工业的污浊里，从物质和精神上都有了真切的体验，这里的景象、气味和苦痛的声音都使他备受冲击。他毕竟是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娶的妻子是贵族，交往的圈子都是文化人。他一直批评只注重理论的人，可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他以后不会如此了。〔11〕
　　两人大概在一个半月后前往伦敦，去见证这个新工业社会的另一面。他们发现伦敦拥挤异常，步行都有些艰难，但恩格斯却说，在这里人感受到的只有孤独。〔12〕在曼彻斯特，富人费尽周折与穷人保持距离，整个城市按这个原则规划，确保富裕阶层与穷人不会碰面。〔13〕在伦敦，富人和穷人虽然共用同样的街道，却又好像属于不同物种，仅有的一点交集便是把对方作为目标：穷人从富人那儿偷东西，富人从劳动的穷人手里偷东西，前者叫作犯罪，后者叫作工业。
　　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使伦敦本已人满为患的贫民区更加拥挤，新涌入的饥民甚至瘦得没了人样。在狭窄的巷道里，老年妇人坐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一动不动、毫无生气，只有从她们身旁烟管里飘出的烟雾在告诉人们：这是个活人。孩子们穿着碎布条，脸上满是厚厚的污垢，甚至看不出男女。〔14〕较为富裕的爱尔兰移民原来都住石屋，但现在大多只能住在泥土屋里；他们皮肤粗糙，故乡的恶劣天气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加之多年用爱尔兰山里流淌的丹宁水洗脸，他们的脸上呈现出褐色。这些移民很不受待见，甚至连已经在伦敦落下脚的同胞都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报酬多低的工作都肯做，而且他们挤占了宝贵的空间。〔15〕
　　在曼彻斯特，工人聚集的区域如野草般，沿河岸蔓延开来。在伦敦，贫民区是立体的，一座4层的房子，从地窖到阁楼，每一寸空间都挤满穷人，甚至包括楼梯。〔16〕有人租不起整张床，便只租一部分；有人租下沿墙系着的绳子的一部分，好有地方坐下睡一觉。不论男孩还是女孩，男人还是女人，熟人还是陌生人，大家就这样每天晚上挤在一起。〔17〕由于空间有限，人越来越多，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伦敦的堕落程度比曼彻斯特更甚。在穷人聚集的索霍广场、圣贾尔斯教区和河岸街，色情业极为出名。年轻孩子学着大人的模样，极力向路人卖弄风骚，希望能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钱。〔18〕她们的家庭因为没有食物和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她们已经学会如何在街面上生存，她们是贫民区里“坚强”的无产阶级。曼彻斯特工厂里的工人能够出卖的只有体力，她们能出卖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城里与德国和英国的穷人代表见了面，其中有些人是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成员。马克思首次与正义者同盟接触是在巴黎，该组织在伦敦以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的名义，在索霍区红狮酒馆公开开展活动。〔19〕组织的领导人包括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恩格斯在1843年首次与他们见面，称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留给我的良好印象”。〔20〕
　　正义者同盟以教育联合会的名义招收成员，在瑞士和德国都有支部，教育联合会受到怀疑后，德国人又通过歌咏团和体操会等各种名义，为同盟招收新力量。〔21〕1845年，这个同盟总人数仍不过300人左右。渐渐地，同盟开始吸收非德国人，名称也改成了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会员证上用20种文字写着“人人皆兄弟”。但恩格斯提到，各支部成员大多为工匠，属于劳动人民中的上层，他们的希望是成为小作坊主。〔22〕
　　相反，在英国，早在1792年，一名皮鞋匠就成立了伦敦通讯社，要求选举权。从那时起，英国激进或改革运动的参加者就包括了工人和工匠。（这位名为托马斯·哈代的皮鞋匠被处以叛逆罪，被活生生开膛后吊死。）由于英国的工业化比其他国家要早，对这一新制度的研究也更成熟。〔23〕1820年，英国首位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工人的劳动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货币形式。自此，英国激进分子开始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思考劳动。〔24〕他们认为生产商对剥削人的制度，负有直接责任。并且他们在追查资本的来源后发现，一直把控议会的大地主和各省富商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也在支持这种新制度，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并巩固权力，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25〕
　　1830年，法国和波兰爆发起义时，曼彻斯特工人试图将所有劳工聚集在工会之下，推动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男性普选权）。但两年后，《改革法案》通过时，议会把他们踢到了一边，只有部分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工人依然被排除在政治交易之外。〔26〕但工人没有被击败，挫折反而加速了工会的形成。到1833年，一个工会组织的成员超过了50万。〔27〕工人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在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激进宣传家勃朗特雷·奥布赖恩说出了工人反抗的心声：“少数者制定的法律导致了现今的不公平，多数人制定的法律将消灭所有不公。”〔28〕
　　1837年，英国工人运动者向下议院提出包括彻底的政治改革在内的6项要求（即第二年提交议会的《人民宪章》），最终目标是让所有英国男性公民都有权进入议会。〔29〕但不到5年，宪章运动便偃旗息鼓。到1845年，宪章运动者为了生存，开始寻求加强与法国和德国工人的合作。〔30〕
　　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与英国工人运动领袖进行了会面，其中就包括宪章运动领袖和伦敦《北极星报》编辑乔治·朱利安·哈尼，以及宪章运动者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31〕恩格斯回忆说，大家交谈后都认为包括宪章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运动都是同一场历史斗争，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32〕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些德国和英国的老革命者身上获益良多，不仅了解了他们开展运动的历史，而且学到了组织运动的实际经验。当他们返程时，他们心中已经决定，要带领布鲁塞尔乃至其他地方的工人大步向前。
　　马克思虽然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得对人轻蔑，惹人不喜欢，但他对民众有着很深的感情，虽然很多批评者不肯承认这一点。很多同时代人可能会说马克思心中的恨比爱要多。但纵观他的一生，这两样他显然都不缺，而且，毋庸置疑，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定然让他的爱和恨都受到很大刺激。回来后，他俨然变了个人。他在书中熟读过的字眼，他重复用过多次的字眼，都有了新的意义，都生动了起来。
　　这次英国之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得到了巩固。他们一年前在巴黎共处过10天，之后主要通过书信交流，彼此把对方看作朋友圈中的一员。但经过这次英国之行，他们发现两人在思想和个性上都极为合拍。此前，马克思工作和交流的伙伴大多年长他很多，除了海尔维格和巴枯宁，他周围的人大多属于上一代。但恩格斯和他说同样的语言，有相似的历史起点，他们的观念都来自于平常（虽然远谈不上完全一致）的经历。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都聪明、敏锐、有预见性、有创造力，同时又都具有优越感、喜欢争论。他们都喜欢抽烟（马克思用烟管，恩格斯抽雪茄）、喝酒（恩格斯喝葡萄酒和啤酒，马克思什么都喝）、大笑（通常是嘲笑敌人，马克思经常笑出眼泪）。这对最好的朋友带着新的焦点和能量回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带回了搞清事实、揭露真相的决心，恩格斯带回来的更俗气一些——他的“妻子”玛丽·白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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