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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散记
王凡西
1950年
来源：录入自《王凡西选集》第三卷。据内容可知，本文写于1950年。另据内容推测，本文似乎是发表在亲大陆当局方面的合法报纸上的文章。
关于陈独秀，迄今不曾有过一本值得注意的传记。如果以他的一生做一条线索，贯穿着，写一部中国的近代史，该是最有意义的著作了。他自己在南京监狱时，曾替《宇宙风》写了一章自传，谈他的家庭，他的母教，以及他在南京进考场的情形。相当有趣。才完一章，他出了狱。别的事情吸引了他，再没有工夫让他回忆。到了江津，他又过着像狱中那样的孤寂生活，多的是时间。有人曾经请他续写自传，可是他没有兴趣。他那时正倾全力在完成一部文学的书——《小学识字课本》。他认为这本书才是有价值的。不过他原想完成了那书以后接写自传，可惜天不假年。
听说他的一位学生正在做这项工作，希望能早日与世人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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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一本严肃的考证详实的传，以致人们谈起陈独秀的事绩，许多是不实的，捕风捉影的，甚至是虚空捏造的。随便举个例，我们就拿香港某晚报最近在一篇关于毛泽东氏的轶里提到他的地方来看吧。那篇文章，大体不坏，可是事实错得很多。例如：一、说他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这是不对的，陈独秀于1917年开始，由汤尔和介绍，经蔡元培先生再请而就的，是文科学长，不是系主任。其地位与理法二科的学长相等，次于校长，而在各系主任之上。二、说他去过法日二国，对「法日文都能运用自如」，那尤其不对了。陈独秀生平从没有到过法国，他不懂法文【此说不确。陈独秀在日本的雅典娜法语学院留学过，他了解法国革命思想也是在此开始的，新青年第一期亦有法语标题“La jeunesse”。可能陈独秀与王凡西说过某些谦虚的讲法，实情不得而知】，去过法国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延年与乔年。日本他是去了两次的，第一次是留学，时间在辛亥革命前，第二次是亡命，辛亥革命失败后。日文他懂的，此外他还能阅读英文。在那同一篇连载文章的另一个地方，作者又说到陈独秀之被中共开除，说此事是在1927年8月7日的会议上决定的。这也是错了。
陈独秀之被开除党籍，并非因为他在领导工作上犯了「错误」，而是因为他参加了托派，组织托派。此事发生在1929年，不是1927年。「八七」会议实际上是国际代表罗明那次领导的，在那次会议上，决定了解除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并推瞿秋白出来负责。那时候，革命失败，国际把一切错误的责任都推在他的身上。错误中最大的，则是「迁就国民党」「压制湖南农民运动」等等。仲甫很气愤，他不能承认这些是他的错误。因为那时候，到处有俄国顾问与国际代表，一切重要决策，每日都由莫斯科规定了用电报指示的。他不过是负责的执行者，而且在执行时，他还不断抗议了的；所以他说：如果他错，只错在执行了国际错误的路线，错在没有作最坚决的反抗。
仲甫不是绵羊，他不能驯服地为人替罪。
事实上，当时中共的基本政策确实取决于莫斯科，总书记的责任确实只以奉行为主；所以陈仲甫虽然采取了如此倔强的态度，国际并不曾开除他，几次要他去莫斯科，都遭他拒绝了。他宁愿留在上海，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面，进行秘密工作。
1928年是陈仲甫思想上最苦闷，因之也是最用功的一年。在中国工农们流不尽的血海中，他苦思着失败的教训，他郑重研究了一切有关的文献，也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使他最后走到了一个新的结论，同意了当年国际中的左派，即托洛次基派的主张。他联合了近百个革命中的老干部，写了他有名的〈告同志书〉，宣布了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个流派的态度。
陈独秀这个人物太有名，他的归向托派，对于国际上的史达林派将是一大打击，因此国际曾在他未正式声明以前，最后一次派人劝他考虑，劝他去莫斯科工作。他最后一次拒绝了。这时候，中共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因为陈独秀在社会上的原来地位高，加以共产党的其他领袖，大多是他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小上十多岁，所以他在党内的地位与威望，当时可说是绝对的。同志们在背后谈到他，往往称「老头子」而不名。党中开会，他的意见除了国际的之外，常能起决定作用。会议上。很少人敢和他争论的。他的脾气又坏，动辄发火骂人。当其时，大家都能容忍，革命失败后，「家长制」便成了他的一个罪名。
仲甫个性当然强，他决定了的事情很难改变。要成大事，这性格大概是不可缺的，可是和他相处稍久的人都能觉得，他绝不是不受他人影响的。在没有最后决定之前，他很虚心，很肯听别人意见。有时甚至彷佛听得太多了些。假使你在感情上先获得了他的信任，他的「耳朵可说是软的」。许多人指出他这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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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虽是才子，但无感伤气味。他极能控制感情。在这方面他也是强者。他的较大的两个儿子（他有四子一女），延年和乔年，都是中共烈士。延年死在上海（杀他的人，现在居然是「民主人士」)，乔年死在北京。死得都惨；也都极可惜。尤其是陈延年，曾经是广东中共的负责人，干练诚笃之至，为最可贵的革命家。他被捕后，吴稚晖曾打电为国民党致贺，因为除去了心腹之患。他死了，革命方面人人惋惜，陈独秀当然也难过，可是他丝毫没有表示出来。
只有一次，陈独秀表示出了他的「儿女心肠」。那是在1936年，一个十分忠勇的女革命者在上海吐血死了。陈独秀身系狱中，得知了消息，他写信给外面的朋友说：「这消息很使我很悲怆，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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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学问是多方面的，著述也是多方面的。早期作品大多收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文存」，转入共产主义以后的文字，迄今没有汇集付印。他死后，听说亲友们曾经组织了一个遗著编辑委员会，业已编成全集，由上海某大书局承印。现在人民政府成立，这个共产党奠基人的遗著的印行，想来是无问题的。
陈独秀在多种多样的学术兴趣中，只有一种始终不变，就是语言文字学。早年，他写过一本《字类疑义举例》，亚东出版，时间该是在五四以前；在狱中，他给商务的《东方杂志》写了《实庵字说》；最后，他写了那本巨著《小学识字课本》。
笔者于此道太外行，对这方面的成就如何，真的是不能赞一辞。偶尔和朋友谈起，评价颇不一致。有人很看不起他，说他的「字说」简直是「波者水之皮」一类的笑话；可是另一些人，大多是专家，例如编著《辞通》的朱起凤老先生，魏建功先生，就对他推崇备至。
仲甫少自负，独于此道是例外；依情度理，具有如此超越头脑的人，在各方面都有过大成就，谅不致在他最欢喜的一门学问中反而闹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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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甫在思想上打倒「孔家店」；在气质与做人态度上，和理学先生们也隔得很远。他虽没有曼殊和尚那样风流，却也闹过不少「韵事」。和女诗人高君曼姊妹的一段是最有名的，不说了，这里且谈他最后一次的「罗漫史」。
革命失败后，他来到上海，秘密住在沪东工人区。他那时早已是光身了。不久，他结识了一个姓潘的纱厂女工，很快就同居起来。因为环境太坏，国民党缉捕他得很紧，他当然不敢吐露真姓名，对于新夫人，他也胡乱说了一个姓字，并且说是在青年会做事的。这样过了几年，老夫少妻相当恩爱，可是这位潘女士始终不晓得她自己是陈独秀太太。1932年，独秀忽然被捕，第二天各报用大字揭载了新闻，说所捕的正是某人。潘女士这才知道「死老头子瞒了我，坏东西！」这位夫人一直守着，等到老头子出狱，做了独秀先生晚年的唯一伴侣。先生死后，一无所遗，夫人于胜利后回上海，曾再进工厂做了一时期的工，生活大半是独秀的学生维持的。她去年病殁于上海，无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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