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给大学生的思考
工人集体写作的书并不常见。更难得的是，我们认为要把目光放到学生的世界，放到大学中去。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感到刻不容缓，必须建立联系、进行对话，表达我们的想法。以前也有人这么做，也许收效甚微。但我们想再试一次。
原因有几点。对于班达斯和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们的立场，是你们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战斗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要以与你们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这是一种直接的语言，讲的是日常现实，是你们的言行举止、你们课堂上的前辈。
你们当然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你们的世界，所谓的“世界观”，能够把一切都合理化，弄出相对的概念，让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变得复杂万分。因为可悲的现实是，你们身处物欲横流的世界。
是的，你们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但这不可否认，因为你们平日里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你们、揭发了你们。
我们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自我们最痛苦、最残酷的经历，那就是你们的背叛，把学识售卖给最高出价者的堕落。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它只是一个环境问题。
对于你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人道”只停留在了个人和家庭中。这就是你们呼吸的、生活的环境的产物。说白了，这种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构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早在憧憬人生时，你们已经受到了危险的灌输，资产阶级生活的老一套开始润物细无声。在最慷慨无私的青年时代，就像你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它用舒适地位和个人成功，无形地不断诱惑你们，而代价是你们的驯服与屈从。他们提供了毫无根据的空洞思想，叫做“自由主义”、“西方文明”、“自由世界”等等含糊不清又不切实际的思想体系，又延伸出剥削各民族、剥削全人类弱者的观念。在这种“西方文明”中，你们所处的西班牙“既定秩序”，就好像是天经地义、无需争辩、不可避免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揭示过，这无非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社会经济利益强加的历史阶段。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不是思想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引导你们的生活和志向的，并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无私看法或思考。恰恰相反，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社会上各安其位”的想法，然后是让你们少点不满、少些良心不安的陈词滥调。
你们大都是安分的。思想贫乏使你们堕落，野心叫你们腐化，福利叫你们麻木不仁，最后成为了资产阶级大军的一员。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两面三刀的道德，对思想和问题的粗浅见解。出于机会主义，你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天地，不愿意识到阶级的现实存在，不会因为善意、秩序、人道或“消极的个别善行”（同情、慈善、社会工作）而消亡。有人说，需要改变的是人而非制度（就好像不是制度对个人起到决定作用一样！）。有些“人道家”主张众生平等，可某些人拥有一切，其他人又一无所有。有些人统治，有些人为统治者服务。这些不平等并非孤立的，而是通过社会阶级间的剥削关系发展起来的，只有被压迫阶级的胜利才能解决不平等。有时候，我们在你们这些未来的专业人士中，看到想“既不站在这边，也不站在那边”的中立态度。没有比时间的检验更能证明：你们到底属于哪一边，你们要捍卫的是哪个阶级。事实一清二楚，中立是不可能的。你们的视而不见是一种罪行，跟其它罪孽一样深重，因为这意味着你们支持强者。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个坏蛋在欺负一个女孩，我们能有三种态度：保护女孩，不插手，支持坏蛋（坏蛋用钱收买了我们）。说到底，尽管参与的方式不同，后两者是同样有罪的。只有第一种态度是真诚的，也是唯一帮助弱者的可行办法。我们还能补充一些条件，更接近我们的社会处境。比方说，我们和受害者有血缘关系：她是我们的姐妹。有些人没有制止凶手，事后才“帮助”女孩，跟她说暴力总是不好的，忍忍吧。
专业人士其实也是劳动者，也是拿工资过活的普通人，他们却觉得自己和工人世界没有交集。最关键的是，他们在情感上融入了老板世界，接受了老板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一门心思想当有产者。
渐渐地，当他们融入秩序后，锁链拴得更紧了。他们在出卖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束缚也变得更重。总有一天，他们会完全融入这个圈子。
从那时起，他们不仅否认资本主义中不公正的存在，而且还摩拳擦掌，准备迫害和镇压工人的任何反抗。
什么理由都行：“现行法律”、“境外势力”、“经济形势”、“保卫”上帝与祖国乃至圣战。是的，正如神学家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1]所说，这些玩意是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世界不是分成信者与不信者，而是分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龚德拉、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卡尔巴乔等人吧。
不要忘了，这些人曾经也不过是学生，拥有的财富只有自己的学位。可时间不会白白流逝。魔鬼在满脑子发财致富的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诚然，最后发财的人不多，但是想回头的人，费尽千辛万苦才能脱去沉重的枷锁。但许多人已经失去了道德、失去了价值观，什么也不剩了。所以要早点睁开眼睛，不然就太晚了。
举个例子。有人以前跟部门里的专家谈过。那位专家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也看到了不公正。一次，需要他站出来反对管理层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做。面对工人的指责，他的回答是：——“你们看，我有老婆和孩子。”工人积极分子回答说：——“是的，朋友，但是除了老婆孩子以外，你还有羞耻心。”“工人难道没有家庭吗？我赚的比你多吗？看吧，监狱里塞满了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因为我们是团结的。还有，你要是觉得找不到工作，那对我们来说也一样。但你不要着急，假如你真觉得自己是劳动者，别无他法的时候，你不会介意拿起镐头和铲子。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站在你身后。”
可不要搞错了，问题更深刻：你们觉得自己和人民在一起吗？你们和这位专家一样吗？你们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社会和阶级？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要为普罗大众服务？
当然了，你们的许多前人都以可悲的想法为自己掩饰。尤其是以行动证明，他们与自己深深鄙视的工人世界毫无关系。身居资本主义的高位就是尊贵、高级、成功，当凡夫俗子就是失败和屈辱。他们满口扯谎，讲不出一句实话。每一天里，在他们在工厂和公共机构的无耻行径中，在他们全心全意为资本主义效劳的过程中，无不暴露了他们对我们的蔑视。
最大的证据就是：他们牢牢抱着统治阶级的地位，把其他人当奴仆使唤。他们蔑视体力劳动，好像他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劳动和汗水直接创造出来的一样。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列举在工作事故中死亡、致残、受伤的人数。资本主义冒着所谓的“风险”，摘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面对真正的危险，在每天的劳作中燃尽生命，最后只换来填不饱肚子的养老金。我们看到有些人辩护说，当前的文化与道德（受资产阶级支配，为资产阶级服务），由于“客观”与“公正”的特点，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更糟的是，近年来，工厂里出现了新一代的专业人员：技术官僚（tecnócrata）。隐藏在“最新经济技术”和“工作合理化”背后的，是他们对工人更新颖、更精致的压迫。
我们该如何定义技术官僚？在职业、目标以及与人民的关系方面，上述一切自然没有错。此外，他们还有新的特点：佯装出所谓“企业家形象”的虚荣和自负。同他的科学与高效的外衣相称的权力与荣誉。对技术的崇拜把一切事物，无论是机器还是人，都变成了同样的生产要素。人的尊严和权利，都成为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得意忘形的、刚愎自用的，因而是麻木不仁的技术官僚，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现实没有改变，反而更糟了。但目的是始终如一的：它们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为的是资本的利益。他们更高效地剥削劳动，没有从我们的劳动中看到任何决定性的力量。我们只有任劳任怨的份。为了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向他们说明一个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集体承担责任。大家将以民主的形式共同经营公司，平等地分配风险和产品。竞争的动机将会变得更人性，最终改变这个强盗的市场丛林法则。
他的回答会是冰冷的，或许会照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手册回答。我们的话对他而言，好像是毫无意义的多愁善感。尤其是，他仅用来思考数字的“科学”头脑是无法理解这些的。
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抗议，都遭到如此普遍、肤浅、自私的答复：你们这些穷人对……富人生活得好有什么可抱怨的？
显然，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你们的环境是没有出路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事物（也许更为深刻）对我们事业的胜负影响深远。
话说到这里就够了。想理解的人自然能理解。人们是有可能摆脱这条路的。是的，我们公正地说，任何时代都有少数专业人士反对主流，始终忠于人民，献身于解放人民的斗争。
现在，在这个新的时代，半岛人民结束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时刻到了。在新的希望下，已经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今天的大学里，至少少数最觉悟最能干的学生，正在走近现实，领悟使命，领会他们在过去、现在、未来肩负的重大责任。
在这场罢工中，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参与。一些工程师给《周一小报》写的信、（毕尔巴鄂自由公会通过后）在我们会议上宣读的声明、筹来的钱。你们出席审判，加入声援的游行队伍。这些无疑代表着新的精神面貌，代表打破旧束缚、改变旧立场的坚定意志。
同样，不应高估这场“回归人民”运动的影响力。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的骚动不过是为了学术独立、结社自由之类的表面要求，没有真正提出深刻变革社会与政治结构的需要。
这种肤浅的态度证明了某些思想家的看法，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以外的社会团体是无法彻底反对专制的。这些团体只反对切身相关的东西，不希望社会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到时候，这些社会团体（比如知识分子等资产阶级团体）害怕真正的民主冲击自己的经济特权，宁愿与最反动的势力（就是剥夺他们民族自由、思想自由、文学创作自由的人）结盟，也不会支持工人斗争。
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无意分析大学生活的整个现实。我们只是真诚地呼吁你们加入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劳动者，加入反抗压迫的共同使命，建立更公正的兄弟般的社会。
如你们所见，在我们的要求中包含着巨大的期望。使它落空，还是完全实现它，取决于你们。唯有时间作证。你们想或不想，我们都会在斗争中相见。关键是，你们不要再站在对面的阵营了。
我们特别是指还未对资本主义宣誓效忠的人、还在上课的人、还没有为体制刻印的人、就算违背一己私利也能追寻人民的人。
我们不是让你们提供“领导”的，而是让你们也出一份力。如果你们的意愿是真诚的，那么和工人世界一样，人民会把责任托付给你们。但不要只会教，很多时候你们什么都得学，至少要学习真正生活的学问，这是与你们的技术截然不同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雷吉斯·德布雷[2]的书《革命中的革命》中诠释得非常精辟。如今，这位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玻利维亚因支持游击队而锒铛入狱。他引用了卡布拉尔（Cabral）的一句话，定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原阶级身份的自杀，是为了全身心与人民最深刻的愿望结合，作为革命工人而重生。”
一旦作为革命工人重生，知识分子就能履行各种使命，同时又不必舍弃作为知识分子的才能与需求。
他接受了使命，会去分析、宣传、揭露。他走进了人民，还能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处境与使命。他必须始终警惕资产阶级出生的残余，往日的影子会使他利用人民，产生优越感。为了避免各种危险，他应当始终身处群众中间，尽可能接近群众，远离自身不公正的经济与社会特权。如果没有真正拒绝自己的过去，那么他迟早会背叛的，因为环境中的机会主义、浅薄无知、假仁假义，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一个人，除非在它面前竖起坚固的高墙。
作为建议，我们想给出一些加入人民的方式。做法很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因此，我们这里一口气讲不完。
首先，有一件事很明显：每个人必须要意识到问题所在，怀着足够的诚意，严肃地考虑是否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和未来道路。换句话说，考虑是否把它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为了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自己的阶级兄弟一起努力。
为此，我们给出以下的方式：
- 直接与工人积极分子接触、与投身斗争的人接触。
- 谈话。参加讲座、研讨会。阅读书籍和地下出版物。进行不同职业的体力劳动。以此尽可能了解社会政治现实。
- 逐步融入人民的抗争行动，尽可能协调工人和学生的斗争，把它们作为共同事业的不同战线。
- 加入革命团体，融入基层。
- 基于这种态度规划未来。
这些方法是逐步递进的。当然了，关键还是参与斗争。
由于给出的做法有限，我们得简要概括一下基本思路。
为了加入到人民中间，摆在大学生面前的真正问题就是要放弃压迫者的阶级身份，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一员。因此，这意味着必须逐步转变习惯、环境、交际、心态等等。
从各方面来说，这算是名副其实的“洗脑”，因为它意味着对生活（婚姻、家庭责任、工作中的立场等等）的不同理解。
最关键的是要采取行动，不能纸上谈兵。当然，就算做了预防措施，行动还是会有风险的。比方说，在公司的层面上，可以加入工厂委员会。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与工人领导者保持个人联系、提供消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有些职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独立性，例如劳动事务所、各类咨询工作、社会学校等。这些也是非常相关的。
我们不想展开这些方面，因为选择有很多。最后，我们得说，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想、全新的精神，它与当今背离人民、实行残酷剥削的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思想和精神背道而驰。
说到底，我们要求工人出身的人，不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对于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求你们背叛它。
[1] 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José María González Ruiz，1916年5月5日——2005年1月28日），西班牙神学家。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早年就读于马拉加神学院。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时，因骚乱流亡意大利，在梵蒂冈求学。回国后在马拉加大教堂工作，后因支持同性恋被解职。60年代起日渐同情马克思主义。1968年因发表文章《基督教与革命》而被捕，后无罪释放，但著作遭到销毁。1973年在马拉加以“赤色危险分子”为由，罚款10万比塞塔。1976年在马拉加参加大赦游行，支持“民主化”。1996年获安达卢西亚勋章。2005年逝世。——中译者注
[2] 茹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1940年9月2日—— ），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被俘，在遭受残酷虐待以后被判处30年监禁。1973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年、1988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2009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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