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审判后的抵抗
不用说，班达斯的管理层早就知道对资方有利的官方判决无法改变冲突的格局，他们很清楚工人的情绪、工人在克服物质困难上的韧性，以及围绕罢工而涌现的声援活动与舆论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换句话说，不像我们这样法西斯军国主义完全统治的国家）都得乖乖让步。没有“统治者的手段”扑灭罢工，班达斯工人这般压力准叫资方就范了。
弗朗哥独裁统治下，资本主义习惯了享受绝对权力，但权力也腐化了它。因此，它完全蔑视工人阶级。三十多年牢狱般的岁月里，在它的眼中，我们是在剥削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某物，而不是值得尊重的力量，更不是要用新资本主义的福利收买的危险敌人。
也许，正因为腐败和视而不见，龚德拉还没意识到，他的小伎俩打不败我们的抗争。他一看我们没有中招，又会把希望寄托在别的诡计上。他绝不甘心让步，非要叫我们无条件投降不可。
从二月到五月的斗争中，我们遭受的镇压变本加厉。到了最后，他们还用上了紧急状态、流放、监禁等等。
收买的企图
宣布判决的前几天，为了破坏工人团结，管理层想出了新招式。通过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等工程师，公司和一些向来奴颜婢膝、跟工人不团结的车间师傅勾搭上了，答应只要在宣判之后复工，就给他们钱。公司想利用工人输掉审判后的悲观情绪，等一部分人失去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团结的瓦解会削弱众人的意志，让工人接连复工，从而打垮抗争。这就是资方想要的结果。
我们的领导者察觉了正在酝酿着的阴谋。为了劝阻可能叛变的人，他们召开了多次会议。
“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绝大多数人是完全自觉参与斗争的。但是我们听说，管理层想让某几个人打破团结，要他们不顾别人的未来，先回去工作。假如这里有谁抱着这种想法，请他上来解释这么做的理由。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希望大家自由表达意见。谁要是没有在大家面前说出想法，就在集体问题上私自搞鬼，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要是真有这种人，那我们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背叛？你们在这几个月里缺少什么吗？需要钱的话，你们和大家一样，都能找临时工做。
你们不能找借口欺骗任何人。除非你们现在能反驳这一点，否则私自复工就是最卑劣的自私自利，就是想讨好剥削我们的人，给自己捞好处。
更糟糕的是，也许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理解斗争的全部含义。如果你们现在回去，只会暴露这个悲惨的事实。不要忘记了，你们也属于被压迫阶级，而你们却妄想与压迫者及其走狗为伍。
好好想想你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最好不要一辈子都背负着背叛者的骂名。”
一听队伍里可能有叛徒，大家群情激奋。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要求说出叛徒的名字，但领导者还是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其实那些天里，由于担心叛卖的后果，没有人敢复工。
罢工中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二月初，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会拒绝为代表团和联络员搞新的培训。如上所述，罢工开始时，出于战术原因，我们决定让他们继续坚守岗位，以免公司轻易把他们赶走。
但判决结果出来后，管理层想要利用队伍里的叛徒打破团结时，工会拒绝为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培训，以此逼他们复工。
见此情形，我们再次举行投票，对代表团和联络员的去留进行集体表决。跟平时一样，投票之前，先要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几位以战斗和献身精神著称的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把他们的处境告诉了大家。就和当时我们决定他们待在岗位上一样，现在我们让他们离开岗位，让他们完全融入到集体的命运中。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投票压倒性地支持他们加入罢工。除了卡佩拉斯特吉“略施小计”选上的几名专家和工程师之外，三十六名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全都拒绝复工。当天，他们递交了辞职信，厂里只留下四名代表团成员和代表办公室职员的联络员。
这场投票中，我们还决定让罢工开始时留下来监视电器和储气等设施的同事离开工厂。管理层对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处境不同，要是走出大门，公司就不让他们回来了。他们大多数都离开了工厂，只有几个师傅中了公司的圈套。
工贼们
既然已经出了一小群叛徒，在管理层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队伍里冒出了工贼。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向他们保证，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会保护他们，而且从他们复工起，占领工厂、埃切瓦里与巴萨乌里周围的城镇，以及奥查考加的街区。
为了钱出卖我们的叛徒有四个：车间师傅劳尔·戈梅斯、胡里安·安杜拉加、坎迪多·萨拉查，以及文员弗朗西斯科·阿梅兹。
公司打算解雇的那些除外，师傅们都收到了写着奉承话的信，说他们能以“同样的待遇”回到他们“管理与指挥”的岗位上……同时威胁说，最后通牒就在2月13日。
要么因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厂里干活的师傅增加到了九名）造成士气低落，要么师傅是工人当中最没有觉悟的，接下来几天里，他们三两成群地回到了工厂。只有四个人始终与我们团结在一起。
到了2月12日，在车间师傅和文员中，走出了六百名罢工者中的二十几名工贼。
那几天的传单上，控诉了他们违背工人团结的罪行：
“罢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队伍里就出了两个叛徒：格雷戈里奥·佩雷斯和伊图尔韦。现在，又多了好几个卑劣无耻的家伙。”
“从未有过如此恶劣的背叛。他们只配得到唾弃。所有工人都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我们不会容忍叛徒。要是我们当中还有这种人，滚吧！工人阶级都鄙视他们，这些叛徒只配给资本当奴才。”
“这场斗争攸关所有人的利益，所有人的面包，所有人孩子的未来，而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就只盯着自己自私怯懦的利益。他们只能无地自容，遭人记恨。”
“我们必须告诉龚德拉，他的臭钱对我们一文不值。他是没法收买我们的。”
不难理解，这在整个比斯开的工人阶级中间也造成了极大不安，因为我们的罢工同样也是他们的罢工。
但车间工人与办公室员工的紧密团结使我们克服了愤怒和痛苦，因为逃兵基本上都是师傅。
当然了，这些叛徒不希望看到的反应也发生了。工贼们在街区里住不下去了。不管是哪儿，酒吧里、商店中、大街上，人们都在斥责他们的行为。不用说，大家群情激奋，不断发生暴力事件。许多工贼心怀恐惧和愧疚，暂时搬到亲戚家住了。
然而，最强烈和戏剧性的场面，就发生在工厂的大门口。我们的妻子，一大群人怀里抱着小孩，大声地斥责那些懦夫：他们背叛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集体的名义参与的斗争。和她们一起的，还有一大群附近工厂的勇敢女工，她们的帮助也始终激励着我们。“工贼！”“不知羞耻！”“孩子们都会知道你们的名字，你们的背叛！”“你们背叛同志换了几个子儿？”等等。埃切瓦里的“新员工”，就这样从两列女人的队伍中间，低头夹尾巴，羞愧难当地进厂了。
国民警卫队的镇压一天比一天强硬，只有我们的孩子在场时，他们才稍微克制一些。他们没收了斥责工贼行为的邻里街坊的身份证，对这些男女老少罚以巨款，从五百到一万比塞塔不等。
公司前的路
公司的来信与我们的回信
当时，大家都收到了公司的来信，重复了与师傅们收到的信里一样的把戏。信中提到“法官和劳工代表认为你们的诉求合情合理”、“只要愿意回来上工”、“我们将亲自登门拜访，请您回到工厂，保证与以前同样的待遇”……要求在2月21日之前答复。
信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了他们想分裂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希望强调一点：您应当下定决心离开情绪化的环境。”
在这封信里，每一行字的背后都是说不完的无耻。或许，只有这些年里饱受压迫的收信人自己，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这不是别的，只是对付工人阶级的新招式罢了。这种办法就是用花言巧语混淆视听。先说几句漂亮话，做些大方的承诺，以此掩盖他们的野心。他们唯一想的就是要剥削我们。
前两次诡计泡汤后，在工会的协助下，管理层又给我们寄了署名“几位班达斯工人”的信，一连寄了三封。信里有几个“不认识的同事”抱怨说，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不该一错再错云云。
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是在公司办公室里炮制出来的。当天的传单评论说：
“公司再怎么给我们寄信，也分裂不了我们。信里署名‘几位班达斯工人’。我们很想知道，这里说的是公司的‘新员工’，还是‘顶班’的起重机和吊机的操作工们（工程师和专家们）。看看他们吧，连线圈都搞不定。”
“给你们的回信这封中，我们会署名‘班达斯工人’。因为我们早就讲过，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正是这些天的斗争，最终使我们团结如一人。”
“因此，我们要提醒公司，不要忘了我们每人身边还有自己的同志。”
不管是对这封匿名信，还是之后我们单独收到的信，我们的答复就好像是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而答复也确实是集体做出的。我们的回信如下：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管理层
今日收到你们来信，不想叫你们久等。这是集体作出的答复，因为（尽管你们并不理解）并不是这个或那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着现在的局面。在这里，给你们写回信的，是我们全体遭到解雇的工人。
我们知道，你们花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分裂我们，叫我们按照你们的希望的条件复工，也就是说，当“新员工”，把一部分人留在大街上。请你们这一次牢记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正不慌不忙地干着各种兼职，毕尔巴鄂银行的计谋没能得逞。目前，我们的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阿隆索·加西亚、阿兰东多、卡瓦耶罗、希梅内斯·德·帕尔加先生，正在起草我们对比斯开劳工法院判决的上诉。
虽然在宣判的时候，你们一度打破了我们团结的纽带，但并非所有人都想复工。此刻，作为具有技术知识的工人，只要接受我方条件，我们同意与班达斯轧制公司对话。
我们的家人现在也不担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告知了妻子。她们知道，我们发过誓要把住的房子保住。我们正在履行诺言，而且会无限期履行下去。
前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收入也少了很多，我们不是不急着回去，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要求。
最好让人事主管好好想想手下的管理人员和自己的所作所为，停止对我们的粗暴和不公正的对待。
若想进攻我们的队伍，或是找出带头的工人，你们将会一无所获。就像你们在比斯开找不到任何一个工人给这家公司工作一样。
每过去一天，你们每施压一次，都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只有我们都回到工作岗位上，问题才能解决。所有让情况复杂和恶化的行为，不会对事情的解决有利。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班达斯轧制工人
埃切瓦里——1967年2月
他们把对师傅的那套故技重施，但得到的结果是：收信的工人没有一个改变心意，都表达了与集体一致的态度。
重建团结
然而，发生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它将结束我们规模不大，但却令人痛心的分裂。管理层再一次自取其辱。
由于他们扮演的角色太令人不齿，犯下的背叛行为太露骨，我们的妻子在厂门口的责骂又是那样激烈，令他们痛苦不堪，师傅们承受不住良心负担，决定再度离开工厂。让他们大多数人归队的，与其说是不愿坐实他们和资本家的勾结，不如说是害怕，有几个人肯定还会再次背叛我们。
当时师傅们达成了一致，告诉管理层，他们不会继续上班了。龚德拉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离厂，甚至还请解雇的师傅回来。讨好、承诺、威胁统统不顶用。他们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还带着办公室职工的联络员和代表团，以及最开始的叛徒佩雷斯和伊图尔韦都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
2月18日成为了工人的节日。我们的传单这么写道：
“我们的团结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我们要告诉班达斯的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一个重大消息。公司曾用欺骗的手段收买的工人、师傅、职员，与我们短暂分离了几天，又和工人兄弟站在了一起。”
“让我们以他们应得的尊重接受他们，欢迎他们站回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师傅们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从公司离开，而是当公司承诺‘妥善安排’他们这个级别的员工时，他们回答说，这不是级别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就是所有人的立场：要么全留，要么全走。这是我们团结的胜利。”
“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的把戏落空了。现在留给专家和工程师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牵着主人的狗出门散步，要么走出去，和工人一起跟资本主义斗。在资本主义下，他们只能变得更为低贱，直到毫无地位可言。”
“学着今天走上街头的师傅和职员的榜样吧，他们向工人证明了自己的尊严，加入了斗争之中。”
“众所周知，我们的口号没有划分等级，只有‘所有人’，因此，我们要提醒工程师和专家，他们也是领工资的，也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
但我们没有抱太多幻想，他们已经烂到根了。他们老早就背叛了。只有植根于人民的正直者，才能挣破锁住专业人士的金链。对于班达斯以及许多地方的专家和工程师而言，或许已经太晚了。
我们的新胜利激怒了管理层。在龚德拉的斡旋下，政府终于下令，动用大量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阻止我们在巴萨乌里开会。
但是师傅们的离开，以及我们抵抗意志的随之增强，叫顽固的龚德拉也动摇了。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不相信罢工会“速战速决”了。手握大权的那么多年来，他头一次产生了这种悲观看法。
不可能的谈判
通过一些中间人，龚德拉要求与我们的代表会谈。正是这位龚德拉，从没想过跟工人扯上关系，过去几个月里根本没考虑过和解，如今却“屈尊”要求谈判。
2月25日，我们的六位代表与这位巴斯科尼亚总经理进行了首次谈话。这场谈话非常值得关注。尽管龚德拉的处境不妙，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就像无法克服不得不与工人直接对话的耻辱：“我已经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我知道这场罢工是政治性的，也希望很快能证明这一点。”“你们只不过上当受骗，给某些人利用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准备重新考虑解雇的人数，甚至会给予补偿。但这之前，我要征询劳动法院的意见。”
我们的代表没有跟他多费口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工人都是公开发表意见的，你的话没有任何依据。这都是老掉牙的说法。”“我们的同事不答应，我们也不会允许解雇。”“既然你有这么多办法刁难我们，假如真想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希望你现在也能发挥影响力，弥补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当时的气氛剑拔弩张，但我方代表还是同意参加第二次会议，龚德拉答应在下次会议上，就解雇等问题给出最终答复。这场会议延期了几天才召开。我们的代表是抱着决心参加会议的：绝不允许他像上次那样对待我们。但是龚德拉还是老样子，甚至倒打一耙：“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场冲突是少数人指使的。”“这场罢工没有正当理由。”“我一直都在按上面的指示办事。”“解雇人数不会少于总人数的5%。”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很坚决：“唯一有错的是你和你代表的制度。”“要说解雇，也该解雇你这样不像话的管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与此人的苦涩对话。他必须结束这场冲突，但他连表现得稍微聪明一点，或者写两封“和解书”都做不到。
虽然龚德拉多次告诉董事会，罢工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工厂仍然没有开工。
这次尝试失败后，龚德拉还想证明工厂已经“开工”。但他至少需要有人去开机器，给人工厂一切如常的印象。
一月和二月里，龚德拉尝试在比斯开招工，但是一无所获。一名工会律师，卡佩拉斯特吉的兄弟，在杜兰戈（Durango）弄来了一点人，但他们了解情况后，就离开了公司。
毫无疑问，接下来他们采取的最为卑劣的行径，不过是班达斯管理层的腐败、残暴、完全无视人的尊严的真实写照。
穷人的市场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傲慢与权力使他们无法向任何人或物低头。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了底线，没有了道德准则。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龚德拉的几个走狗悄悄离开了比斯开，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是几个人之间的秘密。他们的任务就是：带人回来。不管谁都行。不管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家庭情况如何。什么人都行。必须把人塞满公交车，拉回毕尔巴鄂。越快越好！
他们招人的方式就是：哄骗、答应给钱等等。
招来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来自加利西亚、莱昂……这帮人像猛禽追赶猎物一样，到处窥探着人手。
工会在集市上张贴了告示。告示上就像钱塔达（Chantada）的加利西亚贵族在讲话：“比斯开的大公司需要工人。优厚的待遇。发布者：地区劳工代表。”
这些告示没有提到别的。除了每个月能拿多少，上面还说工人到7月18日还能领到五千比塞塔。关于罢工和我们的真实情况，一个字也没提。该提一句，巴斯科尼亚的没良心律师伊瓦拉、奴性十足的师傅洛哈斯，还有同为律师的卡尔巴乔的合伙人奥尔蒂斯，为了把人招到班达斯去，还在一间台球室里张贴了告示。
最后是巴斯科尼亚的研究主管把人给找齐了。我们在3月31日的传单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先生在哪里？好几天没见他在公司露面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们故意闭口不谈他的行踪。看起来管理层给他下了直接命令。马图拉纳先生可是他们的左膀右臂，受着相当的信任。看样子，马图拉纳先生也很想在班达斯的冲突里崭露头角。听认识他的人说，他的野心很大：他想飞黄腾达，当上大领导。但想要在管理层面前露一手，也不那么容易……”
“班达斯的冲突不仅是战场，还是我们鲜活历史的课堂。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人们会为它著书立作。但我们会把它的两章历史印在我们的记忆中。一章是野心、奴性、狂妄。那些人为了权欲，不惜把人踩在脚下。另一章是真诚、正义、尊严与同志情谊。这些人宁愿承受危险、贫困、痛苦，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良心。在这一章的最后，是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在火热的战斗中，我们写在字里行间的内容成了预言。就在那一刻，权欲熏心之徒又把更多牺牲者残忍地踩在脚下。公司用武力逼着这些可怜虫，用劳动损害自己的阶级兄弟。
这些人前赴后继来到班达斯。许多人是怀着梦想而来的。这些饥肠辘辘的失业者，在与土地和挚爱分离的痛苦中，总是抱有一念希望。这就是移民的古老历史。
但事实与他们想的大相径庭。许多人看到真实情况，像是受了猛然一击。工厂停工，厂房空荡荡的，外面是国民警卫队的团团包围，新的老板骗了他们。而叫人最难受的，是当他们见到了我们，见到了我们的妻儿时；“你们别去上工！”“想清楚你们在干什么！”“和我们站在一起吧，你们不是只有自己！”“不要玷污了你们出生的土地！”我们加利西亚的同事朝同乡喊道。
埃切瓦里收容所
警察像犯人一样对待他们，把人装进大巴，吉普车押送他们进出工厂。他们想要逃走，公司就在离工厂很近的地方，在埃切瓦里当地买下两栋公寓。每间房六个铺位，新招来的人都塞里面。公司禁止他们上酒吧，以免跟我们接触。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他们只能从远处听见我们的声音，通过一排排枪支围成的篱笆看到我们的脸。直到后来，他们才能诉说那段日子是多么煎熬。
一天晚上，我们的一群妇女去了住满“新人”的房子。她们敲门：“开门！我们是班达斯的工人，想和你们谈谈！”里面传出了痛苦的声音：“不行啊，我们关起来了，钥匙在国民警卫队手上！”不必多说了。看到这种悲惨痛心的场面，没有人不会气血上涌，没有人不想跟这个用暴行维护特权的制度作斗争。
这时候，离宣布“紧急状态”不远了。而宣布紧急状态，就是要隐瞒他们的真正意图（正如其它章节所见），然后制造假象：“近几个月来，不断发生影响工作自由权的非法行为”。当然了，他们指的肯定不是因为穷才做“苦役”和背叛阶级的埃切瓦里新来客。
他们一个接一个逃掉了。有时，他们来参加我们的集会，会出现非常动人的一幕。我们总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们。下文中，他们三言两语解释了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在会上现身意味着什么。几位兄弟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一步步讲述了他们的悲剧。
——“我结婚了，有五个孩子，我住在加利西亚的……日子非常难过，基本找不到工作，而我们的土地又很少，这样子根本没法活。一天赶集，我看到了工会贴的比斯开招工的广告。我回去和老婆谈了谈，然后决定离开老家。等我找到住的地方后，她就会带孩子们一起过来。”
——“我和工会签了合同才来的。他们掏钱送我来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是因为收到了劳工代表寄的信，让他们来工作。关于你们的情况，他们啥也没说。这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周。我以前都是挺胸做人的，这几天感觉我像是犯了罪。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已经在你们中间了。”
——“我十五岁，来自蓬费拉达（Ponferrada）。我以前给车间当帮手。听到能来比斯开，我就来了。他们先给我们培训了十五天，因为我们基本都是农民，连扳手都不知道是啥。要是我爸知道我在班达斯，肯定要宰了我。”
——“我有二级硅肺。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工会，但毕尔巴鄂来的先生们说无所谓。当时我高兴坏了，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很困难。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到了略迪奥（Llodio）后，本来乘公交的，变成搭出租了。当时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是为了不让人知道我们到了埃切瓦里。叫你们的老婆围住，听到她们喊叫之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起初我们想走，但警察逼我们进厂。工厂里面，他们说你们所有人都在搞政治。”
——“我没有钱，只好来干这份活儿。这是我这辈子最糟的日子。”
无需解释，这些话在我们中间激起了什么样的感受。要认识我们敌人的真面目，这些例子就绰绰有余了。
话又说回来，这件事给这些人及其家庭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在这段惨痛遭遇后，一些人只想回家，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给大部分人垫付了回家的路费，还塞了点钱，帮他们从头开始。
我们帮助希望留下来的人找了工作。决定他们要住在谁家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们都想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那些人受到了残酷的欺骗，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现在与我们团结在了一起。还有几个人，因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公司强迫他们开机器，结果出事故受了伤，失去了几根手指。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高尚。还有一群人接着给公司干活。有些人属于“弗朗哥卫队”[1]。还有些混进来的警察，试图打探消息，瓦解我们的抵抗。除此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想法，丝毫不关心我们的处境，只管自己能找到活干。
直到罢工结束，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搞这种“人才引进”的把戏，但是从岗位上逃离的人很多，他们终究没能瓦解工人的团结，没能使我们大批复工。
而到了罢工结束，罢工者中的叛徒人数始终没变。这十三个人的名字，这些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出卖给剥削者的叛徒名单，将永远为班达斯和工人运动的历史铭记：艾米利奥·蒙赫、劳尔·戈梅斯、费里西安诺·贝斯、塞昆迪诺·弗朗西斯科、佩德罗·安杜拉加、胡里安·安杜拉加、阿尔贝托·洛哈斯、毕尔巴鄂、佩德罗·伊图尔韦、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塞维里诺·伊斯基尔多、伊格纳西奥·纳瓦斯凯斯、坎迪多·萨拉查。
局势升温
施展了浑身解数，还不见我们的抵抗何时结束，他们就又用了其它方式相威胁。
三月中旬以来，他们拒绝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妻儿也不能在门诊看病。3月15日的传单对这种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写道：
“昨天，我们呼吁全比斯开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今天，我们要更有力地重复这句话。”
“大家看到，龚德拉和卡尔巴乔那伙人对残暴不仁。但这一回，他们已经没有底线了。谁也想不到，他们居然想用疾病打倒我们，工会也在助纣为虐。昨天，我们的代表告诉我们，失业工人拿着失业卡去领医疗保险时，他们说：‘去班达斯，那里有活儿干。’”
“你们就是这样理解工人尊严的。难道能够容忍这样的暴行吗？你们对我们妻儿的痛苦就没有丝毫尊重吗？”
“龚德拉，只有你要为此负责，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会来找你算账的。”
“我们向比斯开的全体医生呼吁，请你们不要听从龚德拉的指示。因为我们肯定，你们不想在自己的良心上留下这么大的污点。”
“同志们：要是他们以为使出这种招数就能打破我们的团结，那就错了。不管有没有医疗保障，我们都将继续前进，直至取得正义。就像我们现在吃饭不靠龚德拉一样，就算他不让我们看病，我们也会想到办法的。”
的确如此，因为比斯开不缺有良知的医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搞起了一个小型的医疗救助组织，为工人家庭看病
后来，警方又发动新的攻势。警察搜查了奥萨巴的家，抓走了跟他住在一起的代表团成员路易斯·莫亚。四月以来，警察频繁传唤代表团和联络员，说他们应该对罢工久拖不决承担责任，借此威胁他们。
4月4日，为了声援我们的斗争，许多公司停工了一个小时。当天下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大约有一万名工人和几百名学生参加。
镇压是残酷的。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向示威者施暴，对妇女也毫不留情，打伤了许多人。快三个小时里，市中心多处发生冲突，阿雷纳尔（Arenal）、格兰维亚（Gran Vía）、萨瓦尔夫鲁（Zabálburu）等地，都能听见人们喊道：埃切瓦里！班达斯万岁！自由！
整个四月里，为了我们遭受的一切不公，为了反对工会的不作为，也为了声援我们的罢工，大家都在罢工抗议。罢工人数一度超过四万人。
神父的抗议
4月12日星期三晚上八点，为了抗议我们这几个月的遭遇，八十位神父上街游行。他们从教堂出发，缓缓走过格兰维亚，来到莫尤阿广场。他们在政府大楼前待了二十分钟（省长拒绝接受他们签名的声明），然后往主教府方向走，递交了同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近来，当局对人民的压迫日益加剧。警察暴力镇压和平游行的群众，随意拘捕、审讯、殴打、虐待被捕者，为了拿到证词，就使用上述手段威胁他们。”
“受到此类非人待遇的很多人，不过是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责任，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或是公共权力定义为‘地下’和‘非法’组织里的成员。他们只是在铤而走险，表达自己的天赋权利。人人都应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我，自由地与他人交往。”
“在工人的问题上，我们谴责1月27日对工人游行的暴力镇压、3月12日对‘德国矿厂’的一百四十名工人的随意拘捕、4月4日对为声援班达斯轧制工人进行的游行的暴力镇压、系统性的迫害、逮捕、审讯以及对工人领导者的无理罚款。最后，我们也谴责不公平地流放一位工人领导人离开西班牙的做法。”
“在政治的问题上，我们谴责对巴斯克国庆日（Aberri Eguna）进行的暴力镇压、逮捕、随意罚款、审讯、流放，以及系统性地迫害各个政治组织成员的做法。”
“作为教会的神父，我们有义务维护众人的神圣尊严。我们以和平的方式，公开谴责警方与当局的镇压行动。”
“我们这样做，是为我们作为人的良心、作为神职人员的良心。这一良心使我们不得不为人民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感到有罪。
1967年4月12日于毕尔巴鄂”
罢工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开始觉醒了。这些事件不过是群众觉悟的高潮。在资本主义和它的统治工具对我们的加剧压迫下，工人阶级和各类团体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了回应。
虽说整个半岛的工人都做出了回应。但毫无疑问，是比斯开的工人在最坚定地捍卫我们。
在班达斯工人的事业面前，还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可惜的是，这种事很少见。也许在我们这儿，最好也没有贯彻到底吧）：所有的地下组织决定统一行动，发动自家成员和整个工人阶级，投入反抗资本主义的具体行动。（但不用说——也是工人最终落败的部分原因——有些左翼团体难以理解一件事：只要当局尚未成功弹压罢工，工人还有机会进一步扩展罢工。真是可悲！因此，这些组织的声援行动，始终超不出象征性的作用。不过，某些团体确实尝试过推进斗争，尽最大可能让行动走到最远。）
宣布紧急状态
看到我们团结起来，政权感到了威胁，再次脱掉了欺骗大众和“自由化”的面具。在金融和工业寡头的压力下，比斯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星期六。政府机关“字母”（Cifra）通告了紧急状态，内容如下：
“在最高贵的国家元首阁下的主持下，埃尔帕多宫召开部长会议。
根据内政部长的建议，批准法令：在比斯开省，三个月内中止《西班牙宪章》的第14、15、18条。
颁布法令的理由是，近几个月来，比斯开省屡屡发生非法行为，影响了国民经济、劳资和平、工作自由权，违反了法律规定与相关法院判决。这些行为扰乱公共秩序，且地下组织在境外支持下异常活跃。
为维护国民利益，内政部根据现行法律采取必要措施。
停止生效的法律条款
《西班牙宪章》中停止生效的条款如下：
第14条——西班牙公民有权在国内自由移居。
第15条——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西班牙公民的住所或是进行搜查，除非有当局的搜查令，且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况和方式进行。
第18条——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和方式外，不得随意拘捕西班牙公民。
在七十二小时内，应当释放拘留者或移交司法当局。”
果不其然，当地报纸都在热烈拥护新的局面。
《西班牙邮报》发表了一篇“编辑说明”，企图掩饰此举的影响范围：
“我们可以说，政府宣布最低限度的紧急状态是为了暂时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确保公共秩序不再受到影响。因为有些人一再试图扰乱和平。”
在这些日子里，他们还谴责所有为支持我们的事业而进行的游行和罢工，称之为“街头暴乱”。电视台和报纸大力报道一件西班牙水手的事件：在意大利的锡拉库扎（Siracusa）港口，一艘挂利比里亚旗的船上，德国官员扇了西班牙官员的耳光。为了维护这名官员，水手们在4月3日离开了岗位。
几个月前也有类似的事件：当时有家荷兰工厂，一些年轻的西班牙女工抱怨食堂的饭菜，厂方就开除了她们。西班牙劳工专员为这些女工辩护，要求涉事公司撤回决定。
当然了，这两件事不过是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虚伪。他们无非是想保护移民带回西班牙的大量外汇。为此，他们把国外的工人团结与廉价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又谴责和攻击工人声援我们的活动。
“人头滚滚”
在比斯开的新局面下，首先就是一连串的逮捕和流放。经过了彻夜搜查，警方逮捕了一百五十多名工人积极分子。
五一劳动节前夕，官方把十五名被捕者流放到西班牙各地。工人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长途奔波，路上睡在监狱，就这样一个个扔在偏远乡村，身无分文，真正的一无所有。一路上都是三人一组，吃喝拉撒不分开。尽管西班牙农村地区也生活在国民警卫队的淫威下，但在许多时候，同样受弗朗哥国家压迫的人民仍然出手相助，帮助了工人。他们也在等待自己的解放。
他们的家属上监狱送饭，才得知流放的消息。而相关的官方说法只是一句“人不在这里了”。家属们上警察总部打听消息，警方打发他们去了省政府，在那儿等了好几个小时，才出来一名官员给了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这段时间，家属们心急如焚。
监禁和流放还不知足，为了阻止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他们在毕尔巴鄂集结了不计其数的镇压力量。当然，工人阶级当天没有出现在往年游行的地方，而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发起反击。
看吧，我们的报纸无耻又腐败。5月2日，毕尔巴鄂的《西班牙邮报》发表了以下评论：
“5月1日无事发生。大批毕尔巴鄂人利用周末假期，在周六离开了镇子，前往布尔戈斯、拉里奥哈等避暑的沿海城市。昨天，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早晨，成千人来到晴朗的海滩。多么美好的夏日时光啊。镇上没什么人，都出来玩了。当然了，5月1日这天无事发生。虽然为了避免险情，治安部队在各个要地巡逻，但昨日的毕尔巴鄂度过了平常的假期。温度宜人、车辆稀少，当地一片祥和。”
大批毕尔巴鄂人“离开镇子”，因为警察堵住了他们嘴，把人统统赶走了。他们在“万里晴空下”进了监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阴影中。报纸说“这天无事发生”，想必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当然”指的是紧急状态、野蛮镇压，还有当地的军事接管等等，都是“理所当然”的。至少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个意思。而在接下来的数月，无论哪一家报纸，都不会讲出在这些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心知肚明，却一个个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他们无法掩盖这个劳动者的节日在其它城市的热烈反响。比如在塞巴斯蒂安，节日前几天里，当地分发了大量传单，呼吁工人发起示威，以行动声援班达斯工人。工人决心庆祝五一。那也是三十年来最盛大的游行。半岛各地都在高呼：“班达斯！”和“埃切瓦里！”，它们已经成为了劳动者的口号。
抗争接近尾声
五一节之后，镇压继续逞凶肆虐。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屡次在奥查考加教堂包围我们。他们撤销了我们的出入许可，不准我们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在公共广场上也不行。
即使宣布了紧急状态，我们还想继续罢工，团结一致抗争下去。
那段时间，封锁越来越严密了。即便如此，5月5日的传单仍表现出坚定的战斗意志：
“总经理费尔南多·龚德拉说他人在巴黎，看来不是假话。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代表团还没从马德里回来。他们在等龚德拉先生回来，告知公司方面的答复。工会的全国代表向公司提出了提议，不知又是什么结果。”
“自然，没有人比龚德拉先生讲话分量更重。龚德拉先生就是公司，就是董事会。龚德拉先生乃大小股东集一身。只有他的话能算数。他是比斯开唯一的老板。别人也要让位，承认做主的是龚德拉先生，他很有头脑。而我们只想说，他就是个混蛋。”
“但他不能让我们回去。就算有皇帝发话，有上帝的指示，都不行。‘龚德拉神’施展了所有法力，还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他又动了动万能的手指，把整个比斯开都圈进了紧急状态。”
“最近在比斯开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老板们口中的很有头脑的龚德拉造成的。”
“很有头脑的龚德拉流放了十五名工人。其中一位是公司代表团成员：我们的同志路易斯·莫亚。”
“龚德拉神继续下达敕令，继续逮捕和流放。来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既然饥饿无法打倒我们，他们又用上了监狱、放逐、棍棒。龚德拉这个神，可不是为他人殉道的基督徒的神。龚德拉这个神只会为了自负去杀害别人。”
“毕竟，龚德拉先生并不在乎什么流放。他满脑子是怎么上巴黎、马德里、瑞士挥霍。他坐的是豪华车厢，住的是头等酒店。龚德拉神把自己女儿安置在豪华套间里，而不在乎流放或狱中工人的孩子会怎么样。”
“这就是法力无边的龚德拉。唯我独尊，草芥人命。”
“龚德拉先生，你正在做不少善事。多亏了你，我们班达斯的所有工人团结了起来。多亏了你，工人阶级实现了三十年来最大的声援运动。多亏了你，你的资本家伙伴们也尝到了罢工的滋味。多亏了你，整个比斯开进入了紧急状态。多亏了你，已有且还会有更多人流放。龚德拉先生，你真善呐！我们该如何报答你呢？”
“你的女儿睡得很安详、住得很舒服……假如你继续敲打我们的团结，只会迸出火花。而在你的工厂，也就是我们的工厂里，机器会继续生锈下去。它们是不会开动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也决心为它继续斗争。”
传单里的话成真了。他们又流放了四十多人。还有接连不断的的逮捕、刑讯、胁迫。
四月末，工会召集了我们的代表团，上马德里与索利斯[2]会谈。故意拖到五月初之后，会才开成。他们坐火车返程之前，剧本就写好了：警察要在布尔戈斯扣住他们，然后统统流放。收到我们的消息，他们才在决定性的关头，为了罢工赶回毕尔巴鄂。
警方得知他们回来后，立即把人传唤到局里。最高警察长官和一票高官都在场。安全总局的特派员凶狠地斥责了他们：
——“你们不再代表任何人。当然了，你们不能举行任何会议，也不能给工人提什么意见。”我们的领导者回答——“我们是自己的同志选出来的。直到现在，大家还信任我们。此外，我们还有工会的职责在身，是工会叫我们去马德里的。”——“在警察面前，工会啥也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啥也不是。最好注意自己在做什么。”
抗争开始变得无望。公司利用我们的处境发布了“最后”的最后通牒，尤其是威胁要按照劳动合同，把许多人赶出家门。
鉴于警察不断迫害、无法举行集会、公司威胁把工人赶出家门，我们向工会提出请求（另外的章节会具体说明），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做出我们的集体决定。但工会不答应。
我们的代表们以工人选举赋予的权利，发表了复工声明。虽然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肯定是回不去了。
这一刻是残酷的。多少天来，我们饱受这项决定的折磨。报纸却这样宣布我们复工的消息，以下是《北方报》（La Gaceta del Norte）上写的话，署名为阿西隆（R. Acirón）：
“真是令人愉悦的消息。这个对民众，对许多家庭与国民经济造成不快后果的问题，已经圆满结束了。人们经历的社会噩梦，虽然迟了一点，但还是切实解决了。”
对此，我们交给读者评判……
[1] “弗朗哥卫队”（Guardia de Franco）是1944年至1977年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西班牙极右翼准军事组织。组织成员主要长枪党的“老近卫军”，对政权内部的变化采取了不定的立场。弗朗哥死后解散。——中译者注
[2]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1913年9月27日——1990年5月30日），弗郎哥法西斯政权后期重要人物，1951—1969年任民族工团主义中心全国代表，1957—1969年任“国民运动”总书记，1975—1976年任劳动部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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