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罢工的开始 我们抗争的第一个月
之前的一切，都为罢工做好了铺垫。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管理层对工人收入减少和厂里的监狱制度还不知足，在1966年10月开始推行降低生产奖金的全面计划。这项计划是新上任的工控部门负责人工程师乌鲁蒂亚发起的。他带着年轻技术官僚的头脑、虚荣心、贪得无厌的野心，刚来公司就“考虑”修改奖金的比例。这样做，不但能证明他的“科学头脑”，还能在上司面前露一手，对于大多数专家——驯顺的、私欲薰心的资本主义奴仆——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一如既往，他们的做法没有事先争取任何人的同意，甚至不用费心征求劳工代表的授权，因为他们知道，劳工代表从不会要求任何说明。因此，他们系统性地减少了各工种的奖金。受影响的工人再次抗议，但没有得到书面答复。公司只是口头告知，还是不接受工人的要求。既然不受约束，他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继续逐步推进计划。在热镀锡工之后，轮到了电镀锡工。电镀锡的机器是厂里最现代化和最高性能的设备，这些同事的奖金少了快一半。他们的要求无人问津后，决定在11月14日停工一小时。停工刚一开始，那个该死的劳工代表团的监察员萨利纳斯就赶过来。他对公司的可耻干涉闹出过各种乱子，害得以前的公司代表团集体辞职。他跟平时一样，又一次威胁了工人，而没有解决冲突的要害。
当时，公司已经克扣了金属板轧制车间的工人一个多月的奖金，每人一个月要少拿一千比塞塔。10月28日，他们写了最后一份声明（甚至都不想盖章），要求复核他们的工作量，抗议削减奖金，但是石沉大海。因此，他们决定用勉强达标的最低效率工作，从11月中旬就开始这么做。没过几天，为了提高产量，车间部门的工程师卡佩拉斯特吉亲自上阵，叫手下通过强制和威胁，让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管理人员一直待在车间里，想挑出可以借题发挥的毛病。工程师本人也经常让人猝不及防地在车间冒头，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所以全厂都管他叫“值班老鼠”。他每次出现，都会一通威胁工人，暗示要开除工人，不过要看工人之后的表现。他这么做，尤其是向比较软弱、胆小的人施压，让他们脱离工人的集体行动。这是管理层的老办法了。有些说好不加班的时候，卡佩拉斯特吉会说：“让我们看看，你们一个一个从我的办公室走过后，都在说些啥”，他就这样不断折磨着软弱胆小的人。总之，这是资本主义不变的法则：你越是软弱，受的剥削就越狠。
局面有时千钧一发。关于其它车间和工种也会减少工资的流言不胫而走（后来工控办公室里的同事证实了这些消息），大家心里都绷着弦。到了月底，大家觉得必须做出非同寻常的决定。
11月28日的声明 公司和当局的反应
我们一群代表在11月27日星期日举行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假如再不采取特别的反抗，工作条件就会叫那些可恶的家伙无止境恶化下去。我们认为，不制止日益加重的压迫的话，公司还会变本加厉。其实这场会议没有决定罢工，而是在1962年9月20日法令的允许范围内起草了一份声明，敦促解决奖金减少的问题。这份声明在1966年11月28日一早发出，上面明确表示，如有必要，全厂都将罢工。声明内容如下：
埃切瓦里冷轧公司代表团
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与胡里奥·埃拉斯·马丁
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致管理层
鉴于：
受金属板轧制车间三个工作小组的委任，且作为其中一员，对于发生集体冲突一事，我们有责任告知代表团、管理层及主事劳工组织，如果仍未解决引发问题的原因，我们宣布将在下个星期三停止生产。
以下简要说明工人宣称的引发问题的原因，同时为真实性提供证据。
金属板车间的工作奖金，是几年前根据生产速度和加工材料的种类等条件决定的。
公司多次要求我们在中央电机以更快速度运转，即机器转速更快的情况下工作。结果产量增加，因此工作量增加，但公司从来没有给我们付过奖金。
由于强行以过快速度运转，电机损坏严重。电机进行维修后，现在必须按低于限制速度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管理层：
（1）在机器运转速度增加，从而产量和工作强度提高时，没有增加奖金。
（2）由于上级的原因，例如命令让机器超过最大限制速度运转，导致了机器故障，却扣除工人的奖金。资方一如既往，没有通知受影响的个人和公司代表团，也没有依照《国家工业条例》（la Reglamentación Nacional para la Ind）第46条向劳工代表提出审核的要求。
工人提出了合理的抗议，但问题没有解决。
以下事实使问题更为严重。
工人们从来没有记录工作量的表格。奖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了骗局，因为根据《国家工业条例》第45条，“应当以清晰简明的方式记录数字，以便毫无困难地计算出每位生产者的报酬”，以及公司集体协议中更详细的第31条，最后是《内部规章条例》第86条。14日，工人要求公司提供表格，但毫无回音。
由于无法事先算出用不同材料进行生产的相应速度，工作安排就要拖延好久。因此，工人们几天之后才能知道他们正在干的是什么活计。这种滞后造成了许多冲突，因为工控部门里没有人协调工作。管理层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毫无补救的意思。
公司不公平地减少了奖金、工人付出的更多劳动没有得到补偿，因此我们放慢了工作速度。
金属板车间的工人从未使生产效率低于最低标准。而按照最低标准安排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事先算出最低产量及对应的生产效率，但由于缺少计算必要的要素，在计算时又是不可能避免错误的。
最近几天，公司采用有辱人格的方式监视工人，口头上强迫工人用最高效率进行工作。这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违反了集体协议中的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劳工部于1962年9月20日颁布的有关集体冲突的法令规定，
我们要求：
若今天上午，管理层没有当即与代表工人的联络员和代表团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我方将向劳工代表团提出仲裁，要求管理层必须：
——根据以前的计算方式支付奖金。——提供产量的数字，按照集体协议第24条的规定执行。——工作安排最迟不能拖延三天。——尊重员工，惩治滥用职权的行为。
谨此致谢。
66年11月28日于埃切瓦里
签名：胡里奥·埃拉斯·马丁
签名：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
此处的戳记上写着：埃切瓦里公司代表团。班达斯冷轧。
66年11月28日于埃切瓦里
模糊不清的签名
说实在话，假如劳工代表团真是一个监管劳动标准遵守情况的机构，真的有仲裁和调解的作用，那它当天就该召开会议，立马解决问题，避免冲突。但不要忘记，班达斯工人早有铁证表明这个组织首先是政治工具，和其它政治工具一样，不过是把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压在工人身上。因此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寻求解决冲突的公正办法，而是压制工人在声明中的坚定立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或许正因这一点，直到29日下午，它才召集了公司代表团举行特别会议。这给了我们强烈的印象：工人的决定不受重视。
鉴于官方28日的沉默，29日上午，几名公司代表团成员上了劳工代表团的办公室。劳工代表伊波拉接待了他们。工人们表示，他们担心管理层没有及时递交工人声明。伊波拉表示收到了声明，然后又是一套套要为公司和“大局”考虑的说教。工人受到了无以复加的羞辱，空着双手，怒火满腔地离开了。
当天下午召开了工人要求的特别会议，开了大约四个小时。从会议记录中就能看出管理层的虚伪态度，而萨利纳斯监察员又完全站在了公司这一边：
“1966年11月29日下午3时30分，在切瓦里召开公司代表团特别会议，本次会议在卡洛斯·卡尔巴乔主席先生主持下进行。副主席D·卡洛斯·菲利皮尼，会议秘书D·埃梅特里奥·古铁雷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有德尔·巴里奥、佩雷斯、卡乔、罗德里格斯、埃拉斯、费尔南德斯、拉米雷斯、帕雷德斯、冈萨雷斯、迪亚斯、莫亚。
主席开场说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目的，即讨论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和帕雷德斯先生提交的声明。会议上宣读了声明。
主席认为声明含有威胁的意味，因而公司不打算采纳声明中的意见。主席指出，工人申诉需要遵循合法的方式与程序，例如逐级向上申报。先向公司上级反应，再向公司代表团反应，若仍无法解决，再向劳工代表团反应。
埃拉斯先生提出，这份声明遵循了程序，因为约一个月前，金属板车间的工人除了在各场合口头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以外，还写下了这份声明提交给部门负责人，但至今仍未得到回复。
主席认为，如果声明没有得到答复，那一定是因为它还有待研究，但主席不准备采纳它，因为声明中含有不合规定的内容。
……
代表团成员（埃拉斯与帕雷德斯）提醒主席，酸洗车间、电解镀锡车间、热镀锡车间的员工、第2和第3车间的全体工人以及捆扎机操作工都在等待答复。他们还告知主席先生，工人反复要求统计员工工作量的表格，这是计算奖金数额必须的，但公司至今也没给出表格。
鉴于主席无心处理此事，代表团成员提议向劳工代表递交书面声明。主席表示他已经告知了劳工代表团，此外劳工监察员马上就到场。
劳工监察员先生到场后，主席表示公司愿意同抗议的工人对话，若没有达成一致，此事就交给公司代表团处理。若达成一致，此事就交给劳工代表团处理。
代表团再次提出反对，因为公司在这些程序和审议中花费的时间太多了。
劳工监察员先生采纳了代表团的说法：工人已经向部门负责人提交了书面声明，但尚未得到答复。监察员表示曾与管理层沟通过，也向部门负责人口头转达了工人的意见。他补充说，公司方面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因为工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
提出这份声明的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先生坚持说，他的确提交了书面意见，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对于这份文件，即本次会议召开的原因，监察员指出声明中语带威胁，建议撤回这份声明，另用表述重新起草一份，公司会在合理的期限内进行研究。
代表团成员认为不应当由他们，而应当由委托他们的工人作出相关的决定。
会议议程结束，18时30分会议闭幕。”
签名：主席 秘书
会议如此这般持续了四个小时。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我们的代表不断遭受压力，他们还是拒绝收回这份声明。
公司代表团回到了宿舍。大家得知了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很多工人都盼着接下去做点什么。
——“他们成天想办法逼我们干活，这怎么受得了！现在要是让步，以后还不得让他们骑到头上！肯定要跟他们干的，我们就干吧！现在已经没啥能失去的了！谁还看不明白，没别的路可走了！”工人们做出决定：11月30日早上六点，我们的罢工开始了。固执与傲慢再一次耗尽了工人的耐心。而这一次，管理层得到的教训将超出众人的预料。他们将为接连压迫和顽固不化付出高昂的代价。
罢工开始了
头两天里，所有部门都停工了。局势不断发酵，但我们的办公室同事（以及所有管理层）还在工作。焦头烂额的管理层接连找来代表团，要求向工人施加压力。这当然是徒劳的。
第一天里，每个人都收到了信，信里扬言要解雇和停发工资。他们发出威胁，叫我们回去干活。这163天中，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难以置信的威吓与胁迫，正是从这份信开始的。
十二月的第一天，也就是罢工的第二天，公司的各个角落张贴了告示，宣布：要是我们继续停工，就要下解雇通知。解雇通知发下来的时候，大伙都拒绝接受。
从一开始，大家都团结起来了。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只有了解了前三年发生的一切，才能够理解它。也就是说，在成千起小事中，工人在各自问题面前团结如一人。我们当中逐渐涌现出一群领导者，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委托他们组织行动、会议、集会，收集每周的钱款等等。像这样，工人建立了真正的同志情谊。对于我们的日常斗争来说，这次罢工是意料之外的。在残酷无情的压迫面前，我们时常束手无策，我们曾悲观过。谁又能告诉我们，这将是三十年来最漫长、最英勇的反抗法西斯资本主义的战斗！
罢工第二天晚上十点，发生了值得一提的事。公司最先解雇了下午两点一班的同事。他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们付出了多少汗水与辛劳建起了这家工厂，这好比是他们的工厂。工人决定不离开岗位。没有人提出口号，但工人们自发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下一班工人聚在了车间旁边楼的公司食堂里。在食堂里，他们听说了解雇的消息，便做出了与上一班同事相同的决定，但公司不让他们加入上一班的同事，于是他们以抵抗到底的同等决心留在了食堂里。
然后，我们度过了充满斗争意志与同志情谊的刻骨铭心的三十二个小时。当天晚上，留在里面的人和车间的同事分享了夹肉面包。夜晚很快过去了。大家围坐在火盆和炉子旁，眼里闪烁着激情的光芒。热闹的茶话会还有歌声和笑话，盖过了睡意和疲劳。
早上六点，第三班工人来到工厂时，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一些同事组织大家就餐。一队人监视工厂和工程师的动向，这帮工程师在想法子瓦解工人的抵抗，在工人队伍里搜罗叛徒、横加恐吓等等。还有一些同事安排大家轮流休息。我们在地下室里，用破布和纸板临时做了床垫，躺上面睡了觉。
八点半，上早班的工人进场了。全员都凑齐了，自发占领了工厂。黑压压一片人群在厂房附近以及管理层办公室的前面慢悠悠散步。当晚大家十分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每天不断增长的与压迫者抗争到底的意志。
管理层如坐针毡。他们没想到出这种岔子，必须予以回应。没什么比威胁和诽谤更方便了，这是他们惯用的武器。早上九点，每天给餐厅运面包的小货车出现后，我们请送货员把剩下的面包都卖给工人。他愿意再送一趟面包，但为了不连累他，我们谢绝了。一大群人来买面包，当场付了钱。而在办公室里，运营经理希斯内罗斯和人事主管卡尔巴乔等人给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劳工代表团打电话：——“罢工者武力袭击了一辆运面包的车，抢光了货物”、“威胁进入车间的人”、“侮辱职员”、“阻碍工作”等等。公司代表团听说了此事后，当众揭穿了这些谎言。当时的会议记录如下：
“主席先生声称我们阻碍了货车正常装卸货物，按照主席先生的说法，工人袭击了货车，还拒不离开工厂附近。按照公司的说法，这些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因此要把这些告诉省长，用政府的力量强制工人离开此处。
一位代表团的成员发言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公共秩序’，因此无法转告给主席口中‘扰乱公共秩序’的人。代表团众人的理解是，要传达给工人的信息不过是：公司觉得工人不听话，要用武力驱逐工人。
为此，主席给了代表团成员三刻钟的时间，届时他们要给出工人方面的说法。
到点之后，代表团再次开会，告诉主席：他们收集了大家的证词，证明工人从没有阻碍过货车的装卸工作，只是一群工人经过的时候，碰巧挡住了这辆车。司机说了一声，工人就散开了。货车受到袭击更是无稽之谈。司机把面包送到食堂后，把剩余面包卖给了工人，工人也正常付了钱。代表团的成员不否认当时有些混乱，但这是人员聚集以及工人饿肚子带来的合理结果。
同时，主席很清楚大家也是这一态度。”
管理层的意图很明确：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得用武力清场。他们连工人“自说自话”留在厂里几个小时都忍不了。要不然我们可能忘记，自己只是为他们效劳的奴才。
由于代理省长的优柔寡断——他在选举前夕更想在幕后行动，不愿摊上丑闻——管理层最初的算盘落空了。劳工代表和管理层达成一致后，与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开了会。
卢克桑代替伊波拉完成了使命：镇压、威胁、斥责。无非又是老一套：“你们犯法了”、“罢工者的态度扰乱了公共秩序”、“我们收到了运面包和运铁皮的货车遭到暴力袭击的消息”、“你们的要求简直是威胁，我们不能接受”。当然了，不能让他霸占着戏台。我们的代表勇敢地挺身而出，揭露了正上演的闹剧：“公司天天强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找了你们那么多次，不公正的对待一样没少啊”、“我们同事都及时通知你们了，还想叫我们怎么样？”、“看起来你们只看到我们在违法，好像公司不是一直为所欲为一样”、“如果法律是错误的，那就把法律改了！”、“简直难以置信，我们没怎么准备过这些，你们却抓住了所有细节”……
最后，会议不欢而散。我们的代表毫不动摇地站在了全体工人的立场上。
分发传单
从12月1日起，我们开始分发传单，上面逐日记述了我们的罢工活动。传单向罢工者传递消息，表达大家的观点。每一篇通讯都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透过通讯表达的思想，我们的工人觉悟不断增强。靠着公司和警察深恶痛绝的秘密渠道，这五个半月里，传单一天都没有缺席。
第一份传单上写道：
“在工会和劳工代表等人的干涉下，管理层硬要加重工人想解决的问题。”“他们还在傲慢地挑衅，但只要他们不接受我方条件、停止不公正对待，我们就要继续罢工。”
这些传单极大鼓舞了我们。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当一切都未尘埃落定时，传单的出现使我们感到：我们身后还有自己的组织。我们不是赤手空拳在战斗。
次日中午，大家都在厂里，“当日传单”如期而至。外面的同事和朋友一大早就把传单给了我们妻子。让我们摘录几个段落：
“我们正在书写工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解雇我们是无效的。我们不会离开这里。我们是以态度表明，有错的恰恰是他们。他们那样压迫我们，从我们身上掠夺了那么多：奖金和职称。他们对我们的惩罚不公平极了，只能用暴力来施加。别把罪责推给任何一个工人。有错的是他们。我们的妻子现在很平静，她们也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她们，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在明天能得到人一样的对待，无忧无虑地生活。振作起来！！！冷静下来！！！带给我们食物和香烟吧。今天下午六点，妇女们上巴萨乌里工会。”
妇女们展现出了顽强意志、团结与牺牲精神，没几个小时就带来了纸袋和包裹，里面装满了食物和香烟。为了给我们带东西，许多妇女来到工厂的大门口。绰号“巴利阿多里德人”的警卫把她们粗暴地拦在门外，这也是人事主管指示的卑劣伎俩。警卫用力推倒了一位妇女，大家反应激烈，警卫不得不后退。最后她们隔着工厂周围三米高的铁围栏，把袋子扔了进来。我们可以隔着围栏交谈，听到她们的鼓励声。她们送食物时，经常会附上几句话：
“你们坚持一整年也没问题。”“不用担心我和孩子们，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们待在工厂的时间里，这样的场面持续了很久。我们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们的妻子、工人朋友在外面表示声援，我们在里面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支持。大家都经历了难以忘怀的时刻。
几天后，一位办公室职员告诉我们，一帮工程师和管理层，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卡尔巴乔等人，就从围栏对面的窗口上取笑我们的妻子，还说三道四。
驱逐
2日下午是我们在厂里的最后一个下午。管理层没能从政府那边得到关厂令。省长在生病，代理省长没有点头。但要记得，资本主义还有不少镇压力量。国民警卫队唯命是从地袭向工人。别忘记了，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人都是法西斯后备军。应他们和龚德拉的要求，晚上8点，从一片漆黑中，开来了第一批载着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队长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来到食堂，说是政府下令疏散工厂。我们要求他出示书面文件——“我是通过电话接到命令的”。我们的回答很明确——“没有书面文件，我们是不会离开的”。他们便开始张牙舞爪地威胁，做得最绝的是在晚上11点，他们和管理层与工程师们商量好后，大约五十名手持冲锋枪和步枪的士兵把我们赶了出去，还用枪托吓唬我们。士兵把食堂里的人赶了出来，再清场了车间。他们把人赶到办公室前面，团团围住。剥削者透过窗户看着“行动进行中”，对这场表演心满意足。
同一时间，妇女们占领了工会。我们用传单通知了许多妇女，晚上六点在巴萨乌里工会开会，大约有两百多人到场。当时正要召开公司代表团的会议，总得表表态。她们也是班达斯工人，当我们占领工厂时，她们代我们履行职责是很正常的。到了会场，工会却把她们拒之门外，说是公司代表团会议将在毕尔巴鄂举行。即便如此，我们的妇女还是坚决进入了会场，要求解决我们的冲突。工会官员们吓坏了，给毕尔巴鄂的上级打了电话：——“班达斯的女人闯进来了”；——“她们要求工会介入”；上级立即回答：——“马上轰出去”，地区劳工代表回答说：——“要是动她们，你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这位代表的回答很明智，他们也意识到了动武的后果。女人们占领了会场四个小时。她们说，如果有必要，会继续占领下去。要不是听到国民警卫队把我们赶出厂，她们肯定不走了。在惊心动魄的三十二小时后，她们赶来与我们会合了。
好像是预见了未来一样，第三天早上的传单上写道：
“工人历史的一章将成为一本书。是的，为了讲述这三十二个小时发生的那么多伟大的故事，需要写下很多页数。多少同志情谊、团结精神、勇敢壮举啊！！多少工人觉悟啊！！我们的妇女工人做出了怎样的榜样！她们向我们证明了，她们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剥削者进行着殊死斗争。
现在，我们希望在技术人员、车间师傅、管理人员身上，也看到这样的力量。
对于管理层来说，今天也是个好日子，因为它写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那几个钟头里，他们把公司变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军营！！国民警卫队用枪指着我们工人！！
我们会向你们算账的。听清楚了：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
虽然没有枪，我们希望有一天赶走你们，卡尔巴乔、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你们已经戴上了无法抹去的“头衔”：人民的敌人。我们也不会忘记没有露面的大人物，那些指使你们用下三滥的手段为己效劳的资本家。”
在星期六上班时间，这张传单也到了办公室职员、车间师傅等人手中。看见士兵赶我们出去，他们也下决心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人事主管面前走过去（还受到此人威胁）加入了罢工。到了星期一，剩下的人都出来了。工贼有四个，我们都不屑于提他们。
从那时起，除了工程师和专家外，所有工人到最后一刻都保持团结，这是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典范。它表明了团结在一起，工人能够办到什么。
这场冲突开始时，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持续那么久。我们一般只罢工几天。出于这样的看法和战术考虑，我们认为代表团和联络员不必宣布罢工。关于这一点，我们一致同意何塞·奥萨巴同志（他在厂里当小工，学过法律和经济）的意见。管理层拼命想除掉他，那我们就更想把他留住。
同样，部分罢工者留在厂里当后备队。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容易起火或爆炸的设施，比如储气罐、电机房、锅炉房等等。
这些决定是我们自己做出的，而不是工会一口咬定“强迫”的。
5日到10日这一周，我们在等待劳工代表团的决议。工会起先拒绝介入，最后召集了工会调解委员会（由相同数量的工人与雇主代表组成）讨论奖金问题。我方代表团向马德里的工会官员发了一份电报，才叫他们回心转意。这封电报中提到：
“鉴于比斯开金属工会拒绝解决班达斯轧制的冲突，我方要求国家金属业主席立即出面。”
这位主席立即给毕尔巴鄂打电话，命令工会介入此事，甚至派了两名专业人士协助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到了8日，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工人的报告，承认减少奖金是违反规定的，但报告对任何人都不具强制性，因此毫无意义。它仅仅是让劳工代表团的工作好做一点。而劳工代表团又拖了几天才得出解决方案。
我们组织起来了 最初的集会
与此同时，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举行了会议。每晚七点，都有三百多人聚在一起开会，任务是跟进冲突的进展，回收分发下去的传单，以免遭到秘密警察“追捕”。大批秘密警察监视着我们，配备了好几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和巴士。我们开会的地方，根本就听不见代表们的声音。说来惭愧，工人们只好在街上开会。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看在工会的面子上，我们得以借用当地奥查考加（Ocharcoaga）的教区学校开会。
对于这场罢工来说，那几个月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最大的：集会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学校。直接与根本的目的是让罢工者都聚在一起，听取所有意见后，做出最合适的决定。的确，假如不能开会，我们就很难抗争下去。在这三十年里，由于缺少组织、无法集会，许多罢工都撑不下去。法西斯资本主义非常清楚怎样防止工人利用自身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也表明，镇压是何等凶残。
为了揭露这种情况，工人无数次质问当局：为什么允许资本家开会，允许他们组织起来，还向他们发放贷款等等，却禁止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工会会场）开会，不许我们建立真正的工会和罢工基金？这些问题不必回答，因为工人非常清楚原因：政权是那些幕后牵线人手里的木偶。而在西班牙，资本家用来操纵政权的木偶线如此之多、如此有力，连手法都是相当露骨的。这些政治闹剧不过是为少数金融和工业巨头的利益服务的。
罢工的头一个月里，当局不敢直接动用武力。有几个原因让它没法出手：大选前不能闹出丑闻，而且西班牙加入了“共同市场”，不得不“允许罢工”。
假如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是反对大选的，情况会对龚德拉更有利，正因为事实并非如此，龚德拉才没立刻搬来镇压大军。此外，他们使用了更巧妙的手段向罢工者施压。再说，没人觉得罢工者能撑多久。第二个月里，罢工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们的解雇案闹上了法庭。罢工是和平的，政府没法找茬，满足不了龚德拉的胃口。龚德拉的头脑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而是像旧权贵一样，只有部长们的“强硬路线”。虽然龚德拉和巴斯科尼亚董事会都是精明的商人，但他们是在玩火，因为他们的招式只能促使工人觉醒。真是多亏了他们。[1]
当时，警察得到的命令只是控制住我们，渗透进奥查考加的集会。集会一直持续到当月中旬。教区的学校容纳不下我们五百人，所以我们打算再找一个地方。在当时的奥查考加，工人拥挤在一起，局促不安地经历着这场罢工最重要的时刻。
口号：抗争
12日，省劳工代表团下达正式决议。这份让人半懂不懂的文件如实反映了劳工代表伊波拉·洛斯特的为人：费尔南多·龚德拉与资本主义的忠实奴仆，一个狡猾奸诈的家伙。（后来，伊波拉在审判中的证词暴露了这份决议的真正意图。但决议明显对我们有利，裁定了管理层调整工人奖金违法，责成公司恢复奖金数额。）
当天，公司举行了代表团会议。以下是会议重点记要：
“……主席表示，鉴于劳工代表团的决议，公司决定落实规定。因此，公司首先将向代表团成员提供目前的奖金制度，即车间内的规章……
随后，主席请与会者审查这些条例。代表团成员应目前罢工人员的要求，同时代表罢工人员，向主席递交一份文件，要求公司方面签字。这份文件上向公司管理层提出了多条要求。以下是逐字从中摘录的内容：
（1）全体员工恢复之前的职务，包括相同的职称、相同的权利，乃至集体冲突前的全部权利。公司不得追责，同时撤回发出的解雇通知。
（2）公司需遵守比斯开劳工代表团的决议，一并适用于以下工种：电镀锡生产线、热镀锡4号和5号机、机械维护部、电力部门、总后勤部门等各生产部门。
（3）公司需遵守法律以及集体协议中，涉及管理层与员工和公司代表团等等之间关系的明文规定，尤其是上述条例涉及对待员工的方面。
一旦上述满足三点，工作人员便回到工作岗位。
宣读完这份文件后，主席表示明天也许会发公告，接受重新进厂的申请，但不会算工龄，申请者顾名思义当“新员工”。主席没有在文件上签字，表示什么也不能保证。”
那天晚上，大家都等着代表团回来。这件事使工人怒不可遏。绝不可能接受这么不公平的条件！他们就是想解雇我们！再次流露出了伟大的工人觉悟。我们的代表们说，他们会用为数不多的合法手段继续斗争。众人都表示要继续罢工。当天，大家还决定就“公司解雇罢工者”向法院提起上诉。
从那一刻起，事情非常明了：管理层想达到目的，需要的只是时间。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情况还没有绝望，我们就要呼唤抗争下去。接下来几天的传单，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
“他们真是狡猾，想用疲惫压倒我们。我们的抵抗要像砌在城墙上的顽石一样坚固。团结就是我们的壁垒，人人都是一块坚石……公司要赏我们一块‘蛋糕’，但代价是损害同事。我们说过，我们决不会放弃诺言，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的路。公司的决定可能会叫人担心，但是我们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正在觉醒的新人。想玩弄我们，就要当心不要唤醒人民，到最后吓得发抖。”
管理层的企图居然落空了。别忘了，三十年“掌握全权”以来，龚德拉等资本家完全操纵着工人阶级。这几个月的罢工表明，他们再也不能轻易挫败工人斗争了。以往总是赢家的龚德拉，这回自尊大受打击。他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没叫我们屈服！可以说在半岛上，至少是在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没法再以胜利者自居了。因此，12月14日传单上的话具有重大意义：
“想看到我们乖乖回去工作的人，现在该有多么惊讶。我们发过誓，也会兑现承诺——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尽管来吧！！两个月的罢工将书写在工人历史上！！”
最初的日子里，两个月的罢工简直是痴人说梦。那在当时可是无比光荣的壮举。谁能料想，我们的斗争不仅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又挺了三个多月呢！
个人的要求 办公室职员：公司的希望
管理层以为工人很快会乖乖回到无序又毫无尊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想得太天真之后，他们又装腔作势恐吓工人。公司现在千方百计叫我们复工，可正是这些人，12月1日坚决要开除我们，12月9日给每个人的挂号信中都说“公司决定与你解除雇佣关系”。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再一次露出獠牙：既然都跟我们“解除关系”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的确，公司正在试图招“新员工”。按照洛佩斯·马图拉纳的提议（之后几个月里，这伙人会挖空心思对付我们），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写明招工“通过邮件受理”。我们在当天传单上，揭露了公司的真实意图：
“为了分裂我们，管理层从贫乏的脑袋里又想出了损招：想到班达斯上班的人可以‘书面申请’！他们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说大多数工人是怕挨‘四小鬼’
[2]的打，才不敢回厂里，所以叫我们写信。他们尤其把矛头指向某些员工，期望他们扮演破坏团结的阴险角色。真是大错特错！！谁要是上了套，不早回厂里了……”
没人搭理这种令人气愤的做法，但在最初的二十天里，管理层对办公室职员寄予厚望，想挖她们的墙角，破坏大家的团结。于是，通过藏在队伍里的叛徒，他们找了一些文员单独谈话：——“大家都是员工，为自己谋好处有何不可”，蒙赫（卡尔巴乔派来的走狗）说道。但是，大家的尊严与团结再一次挫败了阴谋诡计。之后，办公室同事不仅与我们一起开会，还提出倡议：不再称呼职位，不分工种，大家都是“工人”。这项举措使众人团结如一。这可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胜利。在传统的绝大多数罢工中，办公室员工都留在工位上，意识不到自己在背叛同事，没有身为劳动者的自觉。像这样，在接下来的罢工中，办公室同事：文员和管理层手下的部门秘书，她们常常走在斗争前头，为集体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某些人以为办公室职员更软弱、更“驯服”，不断诱使她们背叛，反而自取其辱。这十五天里，伊达尔戈·希斯内罗斯的话一直在她们耳边吵个不停：“你们就是公司”、“你们有更优厚的地位，不应该加入罢工者”、“你们离开岗位的话，公司会考虑你们的去留”……
官方工会的丑态
12月下半月，民族工团主义中心[3]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绞尽脑汁发挥自己“工会”的作用。
12月21日，两名代表团成员前往马德里。他俩往毕尔巴鄂打了一通电话，电话另一头说：工程师埃斯瑙拉（国家金属业主席）已经召集公司在第二天开会。当天晚上，代表团的其余成员准备次日一早动身前往毕尔巴鄂。
整个22日，疲乏又昏昏欲睡的代表团成员和工会的政治干部都在等龚德拉答应派来的代表。管理层的人始终没露面，他们白等了两天。就算我们的领导者非常愤怒，埃斯瑙拉还是向着公司说话。当然了，他根本就不会有触犯资本主义的念头。垂直工会[4]及其所谓的“调解”角色，再次沦为了笑柄。
12月末和1月初，毕尔巴鄂开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一点用也没有。卡尔巴乔说，公司是棵病树，必须剪掉损害它的病枝。代表团反驳说，公司是病树不假，但砍掉的枝干肯定是不会再接上去了。
就这样，民团工会无力干预我们不断成长壮大的斗争。新一年（1967）来，我们成为了整个半岛上工人抗争的中心与象征。
在解雇案的审判中，合法斗争的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在一月份，也就是罢工的第二个月里，这是我们整个战略的重点。
[1] 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因为它会对工人斗争的未来带来危险——埃切瓦里有限公司的经理，“先进”的年轻资本家何塞·路易斯·埃切瓦里（José Luis Echevarría）是新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他正在用古老的欺骗手段麻痹工人，也就是给他们提供廉价的股份，把他们“提高”到小股东的无力状态上。——原注
[2] 上文提到工人中间有四名工贼，他们在罢工后仍然继续工作。——中译者注
[3]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 Nacional Sindicalista，CNS）是长枪党建立的工会组织。在弗郎哥法西斯政权下，它是唯一的合法工会。1935年长枪党成立了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Central Obrera Nacional-Sindicalista，CONS），1940年，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与全国雇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Empleados Nacionales，CENS）合并为“西班牙工会组织”（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OSE），它的地区组织称作“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es Nacional-sindicalista，CNS）简称“民团工会”。——中译者注
[4] “垂直工会”（sindicato vertical），即弗郎哥法西斯政权炮制的御用工会，由于它禁止工人之间发生横向的联系，只允许对工人进行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故称为“垂直工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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