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流亡者如亨利·帕希特（Henry Pachter）[8]在回忆社会研究所选择人赞助的过程时更为激愤，声称研究所没有信守对某些申请者做出的承诺。社会研究所坚决否认这一点，就像他们否认近年来有关本雅明的诸多指控一样，而有人指控他们对这位津贴受益人施加了影响。[9]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加以讨论。
除了继续与欧洲的机构和个人保持联系，不愿意用英文发表文章，以及关心其他流亡学者之外，社会研究所还强烈希望保留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体制之外的身份，一如其当初在法兰克福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1936年后，社会研究所确实在继续教育部开设了课程，并赞助了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莫里斯·金斯伯格和塞莱斯坦·布格莱等欧洲学者的客座讲座，这些都向整个大学开放。不过，在位于117街那幢哥伦比亚大学所提供的独栋建筑里，社会研究所仍然能够开展自己的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外界压力，哪怕来自与研究所天然相联系的社会学系。罗伯特·麦基弗和罗伯特·林德的派系之争使社会学系在1930年代末四分五裂，尽管社会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相对独立的地位使其并没有深度卷入其中。[10]事实上，当战后有人提出将社会研究所并入社会学系或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新组建的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时，都被婉言拒绝了。霍克海默在1942年给洛文塔尔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科学机构不断对资历较浅的成员们施加压力，这与我们研究所的自由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人们不愿意了解，可以有一群学者在一个不对大企业或大众文化宣传负责的所长领导下工作。"[11]
当然，最重要的是，社会研究所的欧洲视野在其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可以相见，批判理论被应用在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上——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亨利·帕希特就曾指出，[12]许多此前对政治没有兴趣或接受过相关训练的流亡者因事态所迫，研究起了新的极权主义。像恩斯特·克里斯这样的心理学家们研究了纳粹的宣传，像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汉娜·阿伦特这样的哲学家们探究了国家的神话和极权主义的起源，像托马斯·曼这样的小说家们写了关于德国解体的寓言。社会研究所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早在被迫流亡之前，研究所就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权威问题。批判理论的发展，部分是为了回应传统马克思主义未能解释无产阶级不愿履行其历史角色的问题。霍克海默早期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精神分析可能有助于说明社会的心理“粘合剂”。因此，当他在1930年接任研究所的领导职务时，他宣布的第一批任务之一就是对魏玛共和国工人的心态进行实证研究。[13]
虽然实际上从未圆满完成，但这是第一次真正尝试将批判理论应用于一个具体的、经验上可验证的问题之中。埃里希·弗洛姆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在后来的几年里，安娜·哈托克（Anna Hartock）、赫塔·赫尔佐格（Herta Herzog）、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恩斯特·沙赫特尔都为完成这项研究的尝试作出了贡献。研究者向工人发放了大约三千份问卷，询问他们对子女教育、工业理性化、避免新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国家实权之所在等问题的看法。阿道夫·莱文施泰因（Adolf Levenstein）在1912年率先使用了解释性问卷调查，[14]而弗洛姆因其所接受的精神分析训练，从而能够在《社会研究期刊》上基于经他修正的弗洛伊德式性格类型，发展出更复杂的性格学。[15]
也许这项研究的关键创新是主导调查问卷本身的方式。访谈者逐字记录下答案，然后进行分析，就像精神分析师倾听病人的联想一样。某些关键词或反复出现的表达模式被解释为答案的明文内容下潜在心理现实的线索。可以顺便指出，这种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的合作项目《威权型人格》所采用的技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第七章考察该项目时将会看到这一点。然而，时隔多年，弗洛姆本人和迈克尔·麦科比（Michael Maccoby）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从事《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相关研究时，又重新采用了这种方法。[16]
总的来说，访谈表明，公开的信仰和个性特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七百名受访者中，约有10%的人表现出所谓的“威权型”（authoritarian），社会研究所接下来将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探讨这种人格症候群。另有15%的人表示在心理上致力于反权威的目标，因此被认为有可能在形势需要时不辜负左派的革命言论。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是高度矛盾的。因此，社会研究所的结论是，德国工人阶级对右翼夺权的抵抗力远不如其好战的意识形态所显示的那样强。
鉴于德国工人阶级事实上是在没有任何真正抵抗的情况下接受了纳粹，这一结论很有先见之明。尽管如此，社会研究所实际上从未出版过该研究的报告。直到1939年，还在计划将其以《魏玛共和国治下的德国工人》（The German Workers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为题出版，[17]但随着弗洛姆离开研究所，出版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波洛克在随后几年里提出，这份报告之所以从未出版，是因为太多的问卷在离开德国的途中丢失了。[18]然而，弗洛姆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霍克海默和他在这项工作的价值上存在分歧，导致的争执也事实上促成了他们的决裂。[19]然而，这个项目的一些研究结果却被加工成了后来的威权主义研究，比如《逃避自由》。[20]而为这项研究制定的调查问卷也被纳入了社会研究所的下一个重大项目——《权威与家庭研究》。
这项浩大工程是霍克海默担任所长头五年的成果，在讨论之前，应该先明确社会研究所关于权威问题的某些理论预设。首先，批判理论的整体性、共时性的视野使其无法发展出一种专门的政治权威理论。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一种政治的拜物教，认为政治脱离了社会整体。霍克海默写道：“权威的一般定义必然是极其空洞的，就像所有的概念定义一样，它试图以一种包含所有历史的方式来定义社会生活的单个环节……要正确理解构成社会理论基础的一般概念，只有在与理论的其他一般和具体概念相联系的情况下，也就是只有把一般概念当成具体理论结构的环节。”[21]
批判理论倾向于将政治视为比社会经济基础更具有伴生性的现象，这反映出该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根基。机械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假设文化是衍生出来的，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开始对此质疑，但还没有质疑政治的衍生地位。即使是将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等政治学家引入社会研究所，也没有什么推动力来发展自主的政治理论。事实上，诺伊曼和基希海默要等到离开社会研究所之后，才敏锐察觉到20世纪“政治的首要地位”。[22]在此之前，他们与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样，对政治领域有所低估，而这几乎是19世纪世纪从马克思到古典经济学家所有思想的标志。[23]直到1930年代后期，波洛克提出了强调政府控制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社会研究所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成分。但总的来说，正如马尔库塞后来写的那样：“如果说（《否定》里）这些文章的作者和他的朋友们对一件事并不是不确定的话，那就是认识到法西斯国家就是法西斯社会，极权主义暴力和极权主义理性来自现存社会的结构，而现存社会正处于克服其自由主义过去和纳入其历史否定的过程中。"[24]因为社会研究所认为“社会”[25]是基本的现实，没有必要发展一种单独的政治权威或义务理论。事实上，它确实考察过这类理论，如马尔库塞对卡尔·施米特的分析，[26]但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揭开这些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社会研究所迟迟不承认政治具有新的首要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本身的正统已经向这个方向转变，强调政治上的自发行动而不是客观条件。对这一理论上的变化负有责任的斯大林，只是将苏联实践的现实摆上台面。[27]
然而，批判理论确实有一种隐性的政治权威理论，而这种理论最终是以其哲学假设为基础的。第二章提到过，黑格尔在主客体、特殊与普遍、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同一性概念在批判理论的起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理性作为社会研究所思想的指导原则，本质上意味着这些对立面的综合、社会和政治对手之间的调和。在马尔库塞的作品中，同一性理论发挥的作用比在霍克海默的作品中更大。相对于与马尔库塞，阿多诺处于光谱的另一端，但仍在基于乌托邦式矛盾调和的黑格尔框架内。翻译成政治术语，这就意味着“积极自由”这个经典概念，将结束政治异化与遵守普遍有效的理性规律结合起来。霍克海默在1942年写道：“民主国家应该像希腊的城邦（polis）观念一样，但没有奴隶。”[28]因此，“消极自由”这一替代性观念最常被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理论家所认同，对社会研究所来说却是个诅咒。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论述的那样，[29]自由意味着“行事的自由”（freedom to），而不仅仅是“豁免的自由”（freedom from）。而用马尔库塞的话说，“我们知道，自由是一个特别的政治概念。只有在一个明确结构化的城邦中，在一个‘理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个体存在的真正自由（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才有可能。”[30]
因此，有一种政治权威可能是正当的：理性的权威。可以顺便指出，只要弗洛姆同意这个观点，那么约翰·沙尔（John Schaar）将自己对弗洛姆作品的批判命名为《逃避权威》，就是错误的。在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中，个体会服从他的政府，因为政府将真正代表他的利益。事实上，被统治者和政府之间的区别将趋于消失，从而实现马克思笔下作为强制人的外在装置的国家之消亡（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那么卢梭等人所主张的完美民主或立法和司法平等（isonomy），便会在人们遵循自己的理性时实现。霍克海默在自己更具乌托邦色彩的时刻，甚至对一切政治权力都提出了质疑。他在战争期间写道，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权力的问题，“是以一个权力消失的条件为前提：处置异化劳动的权力”。[31]
然而，在此期间，他和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都小心翼翼地告诫，不要过早地瓦解政治权威。他们不止一次地攻击无政府主义者的缺乏耐心。[32]他们强调，在真正的社会变革发生之前，必须保留理性的权威，类似于教育者对学徒行使的那种权威。然而，相比当下，这一点在自由主义时代更有可能。[33]在当前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自由企业家和自主的政治主体都面临着被清算的威胁。因此，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标榜的多元主义已经沦为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写道：“真正的多元主义是属于未来社会的概念。”[34]支配现代人的政治权威正在变得不合理，这一点日益显著。
应当指出，持这一观点的社会研究所采取的立场与马克斯·韦伯所采取的立场截然不同，大约在同一时间，后者的权威合理化思想成为美国许多社会科学思想的主流。在《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35]韦伯提出了他对支配（或正当权威）的他著名三分法：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总的来说，他认为法理型权威抬头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化趋势。然而，韦伯所谓的合理化，其含义与社会研究所的用法截然不同。简言之，在韦伯看来，法理型权威意味着服从一种抽象一致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协议或强制下建立，由官僚人员执行。义务是对法律的义务，而不是对人的义务。官僚机构由根据行政能力按正常程序选拔出的官员组成。可计算性、效率和非人客观性是这种权力模式的基本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并不否认存在向着官僚理性和法律形式主义的趋势（尽管他们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代写作，但他们能够理解后者的脆弱性，而韦伯则不能）。他们认为不足之处在于使理性沦为其形式而工具的那一面。他们比被归为新康德主义的韦伯更接近黑格尔，主张一种既涉及目的也涉及手段的实质理性主义。尽管韦伯已经认识到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36]他并不像社会研究所那样，认为社会主义会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韦伯认为，社会主义最多会把合理化这一“铁笼”的螺丝拧紧。此外，通过指出即使最理性化的权威体系也经常受到魅力型权威的侵袭，韦伯表明了他对合理化的手段和非理性目的相结合的危险非常敏感，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特点。
法兰克福学派或许会同意后一种意见，但不同意前一种意见。在他们看来，韦伯的失败之处还在于将目的与手段的区别实体化，这种错误的二分法进一步反映在他相信“价值中立”社会科学是可能的。此外，社会研究所还否定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经济合理性的最高形式这一论点。对没有社会化生产手段的非计划经济一点也不非理性这一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予以否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不可能在实质意义上理性地调和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37]
事实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先进的垄断阶段实际上削弱了政治权威的理性。韦伯笔下的形式而合法的理性更适合资产阶级社会自由主义阶段的条件，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信仰法治国家（Rechtsstaat）。随着资本主义向着垄断的方向发展，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越来越多地被极权主义的制度所取代。剩下的那些制度不过是新型非理性权威的门面。理性本身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霍克海默在战争期间写道：“法西斯的秩序是理性将自身呈现为非理性的那种理性。”[38]
然而，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转变比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承认的更有机。马尔库塞在他发表于《社会研究期刊》上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从自由主义向极权威权主义国家的转变，是在一个单一社会秩序的框架内发生的。关于这个经济基础的统一性，我们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从自身中‘孕育’出了极权威权主义国家，后者是前者在更高发展阶段的圆满状态。”[39]简而言之，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霍克海默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之一是他写于1939年的文字：“不想谈论资本主义的人，也应该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40]然而，等讨论弗朗茨·诺伊曼的《贝希摩斯》时将会看到，社会研究所对于两种主义之间关系究竟是什么，从来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马尔库塞的《对抗极权主义国家观中自由主义的斗争》一文值得详细研究，因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后来都在社会研究所的其他著作中得到了发展。这篇文章也是辩证思维的典范，把极权主义既当作自由主义某些趋势的反应，又当作自由主义某些趋势的延续。马尔库塞认为，19世纪出现了将生活用建制理性化和将思想烘干成知识的现象，而极权主义的世界观最初是对这两种现象的反动。资产阶级存在的“贫血”被一种英雄式生机论的意识形态所抵消。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观念论，19世纪哲学中的枯燥和干瘪被生命哲学所矫正。但到了20世纪，狄尔泰和尼采的真知灼见已经退化为一种无意识的非理性主义，正如霍克海默经常指出的那样，[41]其功能是为现状辩护。类似地，马尔库塞认为，传统自由主义对内向性的强调，其“理性的私有化”[42]和把自由降到“消极”的层面，引起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反动，在这种反动中，总体被认为高于个体，在德国，总体就是人民。一个无阶级社会的门面，即意识形态上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就这样建立在资本家继续进行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
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对自由主义假设之一的延续，都是把自然的极权主义神化。马尔库塞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他写道：“自由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通过把社会在协调功能上还原为‘自然’来解释社会，这样含糊其辞地为矛盾的社会秩序做了辩护。”[43]然而，极权主义之新颖在于结合了自然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自然在纳粹意义上的民族（volkisch）思想中被提升到了神话地位；人民被转化为核心的自然现实。自然及其所有的残酷性和不可理解性，被转化为“历史的大敌”，[44]将当下秩序的不合理性绝对化。其结果之一就是英雄现实主义所特有的自我牺牲伦理和禁欲否定。
施米特试图为这种反常的状况进行辩护的过程中，而他的著作中所展示的极权主义理论只能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有一种事态，通过其存在和出现不需要任何辩护，也就是事态的‘存在论’和‘本体论’状态——只要存在就是合理的。”[45]马尔库塞对政治存在主义的尖锐讨论，证明了他自1932年加入社会研究所一路走来的思想轨迹。他如今认为，就重新获得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的抽象理性主义所否定的具体主体这一点而言，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前的立场是“哲学最远的进步”。[46]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反动，为了给英雄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辩护，他用抽象的人类学取代了具体的历史。马尔库塞随后引用了海德格尔1933年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其中海氏把大地和鲜血美化为历史的真正力量，这说明存在主义与非理性的自然主义之间苟合的程度之深。
在马尔库塞看来，存在主义更自觉的政治变体更为险恶，尤以施米特为最。施米特和他的同道将政治归结为不受伦理规范约束的存在关系，从而将主权的概念推向了极致。施米特曾写道：“主权即紧急状态的决定者。"[47]因此，主权植根于决策权，而决策权则被赋予国家。被过去的生命哲学所拯救的个体，现在被变成了国家的附庸。马尔库塞写道，“随着极权的威权主义国家的实现，存在主义与其谠是遭到了废除，不如说是将自身废除了。"[48]以哲学上的抗议开场的一切，就这样以在政治上屈服于社会的主导力量而告终。
在这一切中，倒是一个小小的慰藉：“极权主义的国家观有意识地将存在的概念政治化，并将自由主义、观念论的人的概念剥夺和去内在化，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观代表着进步——这是超越极权主义国家基础的进步，推动着理论超越它所认可的社会秩序。”[49]不过，马尔库塞强调，还是应该认识到，不要把民族国家中对利益的意识形态调和与马克思所承诺的真正调和混为一谈。霍克海默在战争期间写到，法西斯主义的国有化（Verstaatlichung）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化（Vergesellschaftlichung）正好相反。[50]这样的观念也背叛了国家是矛盾的调和这一黑格尔式观点。事实上，马尔库塞认为，尽管人们普遍将纳粹与黑格尔混为一谈，两者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这也预示了他将在《理性和革命》中进行更广泛的讨论。批判的观念论和存在主义实际上针锋相对。
无论如何，马尔库塞在文章中明白无误地表述，自由主义以及维持它的经济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也都认同这一点。[51]未来只有右派的极权威权主义或左派的解放集体主义。第三种可能性，也就是马尔库塞后来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将从1930年代的两极分化中产生，在战前的几年里，社会研究所也只是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后市场经济世界中保留自由主义社会的某些要素，法兰克福学派也不认为这还有可能性。那些将法西斯视为右翼反动运动而非中产阶级极端主义的人，忽视了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连续性，而社会研究所则通过强调二者的连续性，[52]倾向于尽量压缩区分两种主义的真正差异。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仅仅看成只是对现状的肯定，就是忽略了现状下的某些要素正受到放弃理性所挑战，这些要素包括形式上的法律保障、公民自由等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处于单一社会秩序的框架内”，但事实证明，这个框架足够大，涵盖了迥异的各色政治和法律制度。
然而，社会研究所对威权主义问题的兴趣并没有在研究报告完成后减弱。随着纳粹的威胁与日俱增，社会研究所试图对其了解的力度也在增加。他们的研究结果足够丰富，值得我们在下一章中对其进行详细讨论。不过，在集中讨论德国的案例之前，必须先说明社会研究所对威权主义的全方位探索。事实上，社会研究所对纳粹主义的解释中有一个关键要素，即研究所认为这一现象不能与整个西方文明的一般趋势相分离。
更为雄心勃勃的是，社会研究所试图将西方文明的危机置于全球语境下。在这方面，研究所依靠其非欧洲事务方面的专家来拓展其工作范围。然而，这些专家们所使用的方法往往与《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魏复古的工作尤其如此，他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距离在前文已经被强调过了。尽管他的路径与霍克海默的路径有差距，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还是以定期出现在1930年代的《社会研究期刊》上。[82]1935年以后，魏复古在远东进行了近三年的研究，丰富了他的研究内容，而他的工作仍然是建立在比社会研究所内部圈子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前提之上。虽然他的研究得到了社会研究所的赞助，但他也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支持。40年代，魏复古在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都越来越独立于社会研究所。但在他从中国返回后的几年里，由于可以充当与美国学术界的纽带，研究所和他的联系受到了重视。社会研究所在简短回顾那些年的历史时总是频繁提及他的工作，在社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教育学部的系列讲座中，他也是重要人物。然而，1940年他与埃丝特·戈德弗兰克（Esther Goldfrank）步人个人的第三次婚姻后，他在社会研究所中扮演的角色作用逐渐减少，直到1947年最终退出。
社会研究所对非欧洲权威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贡献者是其创始人之一费利克斯·韦尔。虽然韦尔从未因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与霍克海默集团决裂，但他也很少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1944年，他的《阿根廷之谜》（Argentine Riddle）[83]在纽约出版，分析了他从出生就了解的国度，虽然不是在研究所的主持下出版的。如同魏复古对中国历史更可观的研究一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受到《权威与家庭研究》的方法影响。
在美国，第一个显示出受社会研究所方法论所影响的研究是米拉·科马罗夫斯基于1940年出版的《失业者和他的家庭》（The Unemployed Man and His Family）。[84]该书是1935-1936年在纽瓦克进行的研究的产物，拉扎斯菲尔德在纽瓦克大学的研究中心参与合作了这项研究。[85]拉扎斯菲尔德因赞助该项目而得到了社会研究所的支持，他撰写了导言，并帮助进行了他以前在《社会研究期刊》上概述过的类型学分类。[86]该项目采用定性而非定量研究来探索大萧条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从实质上讲，这项研究涉及失业对五十九个家庭的影响，这些家庭均由紧急救济局（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推荐。研究对家庭的不同成员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旨在揭示家庭关系的变化。总的来说，结果证实了《权威与家庭研究》关于当代家庭权威削弱的论断。结果还体现出入在大众社会中的原子化程度增加，原因正如科马罗夫斯基小姐所写的那样，“失业者和他的妻子在家庭之外没有任何社会生活。家庭在社会上的孤立程度确实令人震惊”。[87]不过，比起接下来1940年代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来说，她对这些变化的影响的解释还不那么悲观。科马罗夫斯基小姐比霍克海默和其他社会研究所的中心人物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写道：“即使作为经济萧条的影响之一，父母在家庭中权威的部分崩溃也可能倾向于让后代接受社会变革的准备更加充分。”[88]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不管从长远来看哪一方的观点更站得住脚，家庭关系的危机，也就是最近流行的“代沟”，将越来越成为学者研究和大众关注的对象。正如许多其他案例一样，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点上预见到了后来广受关注的问题。
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讨论1940年代支持社会研究所日益悲观的经验性工作，在此之前，应该提到社会研究所对权威的其他处理方法，这些方法更少具有经验性。特别具有提示性的是阿多诺、本雅明和洛文塔尔在1930年代发表于《社会研究期刊》上的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在这三人中，洛文塔尔的方法与《权威与家庭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部分原因是他参与了《权威与家庭研究》的编写，而另外两位则没有。虽然其结论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作品中有所回应，比如在阿多诺对瓦格纳的讨论中，[89]这两位作品中的美学理论足够独特，值得在接下来一章中单独讨论。而洛文塔尔的工作则植根于更为直接的文学社会学，这使他能够识别《权威与家庭研究》所探讨的许多权威模式的痕迹。
从1928年到1931年，洛文塔尔一直在从事19世纪德国叙事文学的长篇研究，研究题目是《叙事艺术与社会：19世纪德国文学中的社会问题》（Erzählkunst und Gesellschaft; Die Gesellschaftsproblematiki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90]莱温·许金（Levin Schücking）关于品味社会学的著作、格奥尔格·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的批评，尤其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小说理论》都是洛文塔尔选择效仿的几个模型。研究文章的讨论对象包括了歌德、浪漫主义、青年德意志（尤其是古茨科夫）、爱德华·莫里克（Eduard Mörike）、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Friedrich Spielhagen）、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和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书中穿插着严密的文本批评与对不同作者的心理和社会学影响的分析。尽管洛文塔尔避免采用还原论的方法，但他确实试图将文学置于其历史语境中。例如，青年德意志被解释为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第一批真正代表，他们为之而斗争的东西，就像是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及其无限制竞争在知识上的对应物。[91]与他们的浪漫主义前辈相反，在他们写的作品中，人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这种趋势将在世纪中叶现实主义者的小说中得到加强，并在弗赖塔格的《借与贷》（Soll und Haben）中达到高潮，这是19世纪最不观念论和最不浪漫的书”。[92]
然而，洛文塔尔认为这部作品还没有完成，而且他又担任了《社会研究期刊》的执行编辑这一新职责，无法把作品准备好立即付梓。作为替代方案，其中的几篇选文被收录到后来的文集中。[93]全书开篇的文章是讨论了他使用的方法论，发表在《社会研究期刊》的创刊号上。[94]文中他概述了一个文学社会学家的任务。
借此，他试图在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批评和新批评主义最近提出的观念论替代方案之间的夹缝中前进。他认为，虽然批评家不能把艺术简化为社会趋势的简单反映，但他可以正当地在艺术中看到社会的间接反映。如果把艺术作品当作孤立的、外在于社会的现象来对待，那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就是诗意的，而不是批判的。另一方面，历史分析必须通过对艺术家目的进行狄尔泰式理解（Diltheyan Verstehen）来丰富，虽然要通过对艺术家在其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唯物主义定位加以限定。同时，有效的文学批评必须对艺术家的心理学持开放态度，将艺术家心理学作为社会和艺术成品之间的中介因素。在这方面，精神分析尽管处于相对初级的状态，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提供。[95]洛文塔尔以巴尔扎克、左拉、司汤达和古茨科夫等作家为例，试图证明他的方法在分析文学形式、反复出现的主题和实际主题内容方面是有效的。文章结尾提到了唯物主义批评家要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洛文塔尔的一大主题是文学社会学本身必须是社会总体性的一般批评理论的一部分。
在随后几期《社会研究期刊》上的一系列文章中，洛文塔尔将他的思想付诸实践。与其他社会研究所成员的许多作品一样，这些文章显示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复合素质。他的第一篇批评文章涉及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的小说中的英雄史观。[96]在这里，马尔库塞次年在《对抗极权主义国家观中自由主义的斗争》一文中发展起来的许多主题在不同的语境下得到了体现。洛文塔尔认为，迈耶小说中的历史被简化为英雄事迹的舞台。像他的瑞士同胞、历史学家雅各布·伯克哈特一样，迈耶在过去寻找英雄以期待当下的伟人。此外，在迈耶的作品中，自然界以其他方式充当历史的延续，也是英雄行动的背景。迈耶的故事虽然强调个人主义，但缺乏成熟的心理意识。他的英雄终究是不可言说的，他们所处的环境显得神秘而非理性。由此产生的是一种隐含的强者意识形态，这与同时兴起的俾斯麦崇拜不无关系，事实上，迈耶在他的论述性著作中也支持这种意识形态。
接着，洛文塔尔提出，尽管迈耶的背景中有贵族成分，但他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e）工业巨头的心态。事实上，他著作中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反映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统治阶级的实际联盟。洛文塔尔写道，“在德国，从来没有一种实际的自由主义表现出领导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表现出大农业寡头、商人和军人的联合，这种联合起源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而且格外容易受到一种英雄式非理性主义的影响。”[97]简而言之，洛文塔尔试图做的是揭示一种建立在伟人统治基础上的历史哲学，它与德国的某一发展阶段相对应。
洛文塔尔接下来要处理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的接受情况。如果说历史在迈耶的作品中被神话了，那么在这个文化现象中，历史被扭曲得更加严重。[98]通过研究大约八百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德语批评文献，洛文塔尔试图对读者的反应进行真正的先锋研究。[99]后来几年里，他承认这种方法还比较粗糙：
无论方法多么原始，研究的结果往往都证实了社会研究所对威权主义的分析。迈耶的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中的中等富裕阶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则以不太成功的小资产阶级最为常见。洛文塔尔认为，陀氏之所以吸引了德国这部分最迷茫、最惊恐的人群，主要来自其作品对这些人有所慰藉。此外，他个人生活的神话也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个体苦难是高尚而不可避免的。诸如阿瑟·莫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等民族理论家特别被他作品中所倡导的精神和解、超越阶级冲突的民族主义和普世之爱这些意识形态所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其小说的这种解读也有贡献，他对尘世幸福的可能性缺乏信念，这也体现在他对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敌视上。他强调爱和怜悯，以此取代政治激进主义，这与民族理论家对母权理论的歪曲不谋而合，再次导致这种强调偏向被动和依赖。
但与迈耶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敏锐地阐述了内在的心理现实。但矛盾的是，德国历史正处在资产阶级权力从上升到下降的历史拐点，这恰恰是他的主要吸引力之一。正如他的作品在战前的德国被诠释的那样，内向性（Innerlichkeit）取代了社会交往，成为文化生活的关键焦点。人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娴熟地描绘不安和犯罪心理的迷恋，这说明了对异化产生了的真正兴趣，但由于对这种状况的社会根源盲目无知，这种兴趣在意识形态上被扭曲了。[101]那么，洛文塔尔认为，一般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德国民众的特定群体间大受欢迎，预示着人们日益想逃避残酷的现实和接受非理性权威。因此，在战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与克尔凯郭尔联系在一起，成为逃避社会的先知，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资产阶级后期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也有例外；洛文塔尔承认，某些作家能够穿透资产阶级文化所承诺的虚假和解的外衣，揭示出这下面不那么吸引人的现实。在他下一篇刊载于《社会研究期刊》的文章中，研究对象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02]在洛文塔尔看来，易卜生既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时代后期最积极的批评家之一。虽然易卜生没有写自觉的“社会剧”，却在私人生活和家庭领域这个自由主义看似最无懈可击的地方，探究了自由主义的衰落。通过极其生动地描绘在一个充满破坏性竞争的时代下，个体自我实现这个承诺难以兑现，易卜生揭露了自由主义的个体幸福神话。洛文塔尔写道，“竞争原来不仅是个人之间争取社会和经济成功的斗争；它也是一种内在的斗争，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大幅度地抑制自身的某些方面，也就是压抑他的个性。”[103]
此外，易卜生通过描写家庭的衰落，揭露了社会通过角色的专门化对私人领域进行渗透。洛文塔尔写道，“丈夫、妻子、朋友、父亲或母亲的地位被视为一种存在形式，与个人自身的特权及其家庭其他成员的特权相冲突。"[104]易卜生剧中的家庭印证了《权威与家庭研究》得出的结论，即家庭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保留地这一功能在不断削弱：剧中唯一真正的人际关系似乎发生在人物死亡的时刻，也就是当社会的纽带最终被超越的时候。易卜生的剧作没有了早期资产阶级时代艺术特有的乐观主义，而是散发着绝望和幻灭的气息。对洛文塔尔来说，易卜生没有提供任何出路：“两个平行的主题贯穿于易卜生的作品中，一个表现的是努力实现既定的社会价值和理想，却遭遇了失败，另一个表现的是那些拒绝这些价值的人的失败，他们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这些价值。”[105]
洛文塔尔承认，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易卜生笔下的女性角色。他认为，这里与弗洛姆在《社会研究期刊》上讨论过的母权制替代方案相呼应。“在易卜生的戏剧中，男性的自我追求世界与女性所代表的爱和人性之间的冲突至关重要。”[106]易卜生所描写的女性自我中心主义表达了对物质幸福的合理要求，不同于他笔下许多男性角色空洞的理想主义。然而，易卜生的戏剧所表现的19世纪末女性生存现实，违背了他笔下女性角色所信奉的原则。她们对主流现实的否定仍然完全没有结果。
洛文塔尔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中经常把自然当作比社会更优越的替代品，这种抗议的隐喻也是同理。在也许是他最有见地的一篇文章中，洛文塔尔转而讨论挪威人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中对自然这个反形象的扭曲。[107]1934年洛文塔尔首次论证汉姆生的作品中只是假装否定现状时，他遭到了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的怀疑。[108]《饥饿》（Sult）、《牧羊神》（Pan）、《大地的生长》（Marken Grode）等汉姆生的作品被理解为对现代生活中疏离和空虚的真正抗议。然而就在几年后，洛文塔尔满意地看到，汉姆生成了维德孔·吉斯林[109]在挪威的合作者，他的负面评价被“证实”了。洛文塔尔在汉姆生小说表面下所发现的这种趋势得到了明确确认，这也是社会研究所项目中最无异议的成功之一。
事实上，正是在汉姆生对自然的处理中，洛文塔尔已经看到了威权主义的征兆。多年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将呼吁人与自然的调和，但后文会提到，他们采用的方式与汉姆生小说中所描绘的截然不同。卢梭的作品最有说服力地表达了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念，与此不同，汉姆生的自然观念不再具有批判性和进步性。在他的小说中，人并没有与自然和解，而是向自然的力量和神秘感屈服。他放弃了掌握自然的传统自由主义目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这一目标提出质疑，但洛文塔尔在这里并没有加以批判），而是被动地屈服。洛文塔尔写道，“对汉姆生来说，自然意味着和平，但这种和平已经失去了自发性，失去了认识和控制的意志。这是一种基于向每一种专断权力屈服的和平，是一种泛神论，供人们从历史的阴暗框架中逃离。自然从此意味着不可改变的和无所不在的慰藉。"[110]康德对人类自主性特有的自豪感被接受自然的残酷性所取代。在汉姆生的作品中，感性和无情以一种典型的纳粹方式结合在一起（例如，戈林是德国版爱护动物协会的负责人）。自然界永恒而重复的节奏取代了人类实践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后来被社会研究所称为“模仿”。洛文塔尔写道：“自然节奏法则的社会对应物是一种盲目的规训。"[111]他的结论是，综上所述，有充分的证据表现出弗洛姆在《社会研究期刊》中所描述的那种施虐与受虐性格类型。
汉姆生威权主义的进一步表现包括他的英雄崇拜、他对农民和传统生活的美化以及他把妇女仅仅矮化为她们在生育和性上的功能。需要补充的是，所有这些症状以及汉姆生作品中对城市生活的诋毁和狂热的反智主义，在德国的民族主义文学中也都能找到。[112]早在1890年和在《饥饿》中，汉姆生就已经表现出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期刊》中经常提到的那种生命哲学的庸俗化。最初的抗议显然已经变成了对现状的维护。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的接受史一样，汉姆生小说传达了对苦难的安慰，但这种安慰“把枪口转向被安慰者”，他们“必须接受生活的现状，而这意味着统治与服从、命令与效忠这些现有关系”。[113]在汉姆生那里，欧洲的自由主义已经油尽灯枯，对极权主义的屈服昭然若揭。《文学与人的形象》（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一版中省略了最后一部分，在这一部分，洛文塔尔讨论了战后欧洲对汉姆生作品的接受情况。在这之前，他因消极避世受到社会主义评论家甚至少数资产阶级评论家的批评，而在这之后，他却受到普遍的欢迎。1918年后，《新时代》杂志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的纳粹圣经《20世纪的神话》（Der Mythu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都对他大加赞扬，证明人们对威权行为日趋麻木。
[1] 《威权主义国家》未刊稿（Max Horkheimer, “Autoritärer Staat,”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unpub., 1942; Collection Friedrich Pollock in Montagnola, Switzerland］, p. 152）。
[2] 《论女性的制度化角色与性格形成》（Margaret Mead, “On the Institutionalized Role of Women and Character Formation, ZfSⅤ, 1［1936］）；《美国的社会科学》（Charles Bear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ZfS Ⅳ,1［1935］）；《作为文化接触之结果的集体自闭症》（Harold Lasswell, “Collective Autism as a Consequence of Culture Contact,“ ZfS Ⅳ, 2［1935］）。
[3] 1935年出于滕尼斯的地位和名声而出版了他一篇相当平凡的文章（Ferdinand Tönnies, “Das Recht auf Arbeit,”ZfS IV, 1［1935］）, 讨论工作权。
[4]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在蒙塔诺拉藏品中1938年社会研究所油印历史的未刊稿（1938 unpublished mimeographed history of the Institut in Friedrich Pollock’s Collection in Montagnola, p.13）。
[5] 《晨边高地十年：社会研究所1935年至1944年历史的报告》未刊稿（“Ten Years on Morningside Heights: A Report on the Institute's History 1934 to 1944”［unpub., 1944］, in Löwenthal‘s collection）。为已发表或未发表在《社会研究期刊》上的文章和评论是一个用来支持“更令人尊重之人”的常用手段。（1970年8月15日洛文塔尔致本书作者的信）。
[10] 关于哥伦比亚大学这一时期的讨论，见罗伯特.麦基弗的自传《就像讲一个故事》。根据他的叙述，与强调功利性、专业性的林德相比。麦基弗想要个更广泛、更有理论导向的部门。最后的决裂来自麦基弗给林德的《知识为什么》写了一篇充满敌意的评论（As a Tale That Is Told［Chicago, 1968］, pp. 137-141）。
[12] 《回忆录》（Henry Pachter, “A Memoir,”in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Winter, 1970］, p. 18）。
[13] 《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Horkheim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Frankfurt Universitätsreden［Frankfurt, 1931］, pp. 14-15）。
[14] 《劳动者问题》（Adolf Levenstein, Die Arbeiterfrage［Munich, 1912］）。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首先让我注意到这位前辈的重要性。他的一位学生曾写到了莱文斯泰因的工作（Anthony Oberschall,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in Germany, 1846-1914［Paris, The Hague, 1965］, pp. 94fr.）。弗洛姆否认莱文斯泰因模式的重要性（1971年5月14日弗洛姆致本书作者的信）。
[15] 《精神分析的性格学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意义》（Fromm,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ZfSⅠ, 3［1932］）。
[16] 《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Fromm, 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 with Michael Maccoby［Englewood Cliffs, N.J., 1970］）。
[17] 在《国际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历史与活动报告》（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port on Its History and Activities, 1933-1938［New York, 1938］, pp. 14-15）中这么叫。
[20] 《恐惧自由》（Fromm, Fear of Freedom［British title of Escape from Freedom］［London, 1942］, p. 183）。
[21] 《〈权威与家庭研究〉总论》（Horkheimer, „Allgemeiner Teil,”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Paris, 1936］, pp. 23-24）。
[22] 比如见原写于1951年的《二十世纪的经济与政治》（Franz Neuman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d. Herbert Marcuse［New York, 1957］）。文中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了一种误解：社会学分析与政治行动理论的混滑”。（第273页）在身故后发表的一篇题为《禁锢的条件和革命的突破》（ “Confining Conditions”in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and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Essays of Otto Kirchheimer, ed. Frederic S. Burin and Kurt L. Shell［New York and London, 1969］）的论文中，奥托·基希海默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23] 最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见《政治与愿景》（Sheldon Wollin, Politics and Vision［Boston, 1960］）。
[24] 《否定：批判理论文集》（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Boston, 1968］, pp. xi-xii）。
[25] 关于重新申明社会研究所对社会的强调，见《社会》（Adorno’s “Society,”in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Salmagundi, 10/11［Fall, 1969.Winter, 1970］］）。
[27] 关于这一变化的讨论，见《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命运与意志》（Robert V. Daniels, „Fate and Will in the Marx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Darwin and Marx, ed. W. Warren Wager［New York, 1966］）。
[28] 《理性与自我保护》（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p. 25）。
[61] 米切尔利希是与法兰克福大学有联系的精神分析师，也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所的所长，战后他受到了社会研究所很大影响。他的《没有父亲的社会》（Society without the Father, trans. Eric Mosbacher［New York, 1970］）显示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他有多大的帮助。
[78] 具体内容包括：
Karl A. Wittfogel, “Wirtschaflt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Entwicklung der Familien Autorität.”
Ernst Mannheim, “Beiträg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autoritären Familie.”
Andries Sternheim, “Materialen zur Wirksamkeit ökonomischer Faktoren in der gegenwärtigen Familie.”
Hilde Weiß, “Materialen zum Verhältnis von Konjunktur und Familie.”
Gottfried Salomon, “Bemerk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Familie.”
Willi Strelewicz, “Aus den familienpolitischen Debatten der deut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1919.”
Ernst Schachtel, “Das Recht der Gegenwart und die Autorität in der Familie.”
Harald Mankiewics, “Die Entwicklung des französischen Scheidungsrechts.”
——, “Die Rechtslage der in nichtlegalisierten Ehen lebendenden Personen in Frankreich.”
Zoltán Ronai, “Die Familie in der französischen und belgischen Sozialpolitik.”
Hubert Abrahamsohn, “Die Familie in d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
Paul Honigsheim, “Materialen zur Beziehung zwischen Familie und Asozialität von Jugendlichen.”
Kurt Goldstein, “Bemerk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Biologie für die Soziologieanlässlich des Autoritätsproblems.”
Fritz Jungmann, “Autorität und Sexualmoral in der freien bürgerlichen Jugendbewegung.”（Jungmann was a pseudonym for Franz Borkenau, who was living in London at the time. This was his last contribution to the Institut.）
Marie Jahoda-Lazarsfeld, “Autorität und Erziehung in der Familie, Schule und Jugendbewegung.”
Curt Wörmann, “Autorität und Familie in der deutschen Belletristik nach dem Weltkrieg.”
[80] 《犹太人与欧洲》（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81] 《〈权威与家庭研究〉书评》（Hans Speier, review of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Social Research Ⅲ, 4［November 1936］, pp. 501-504）。
[82] 魏复古更宏伟的计划是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书籍。在3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ZfS IV, 1［1935］）和《东方社会理论》（“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ZfS VII, 1［1938］）都属于这个宏伟计划。他的很多工作得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奥尔加·朗的帮助，后者的《中国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 1946］）在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的支持下出版。朗教授在1970年6月纽约的谈话中向本书作者承认，这本书与魏复古的作品一样，并没有真正采用批判理论的方法，。
[83] 《阿根廷之谜》（Felix Weil, The Argentine Riddle［New York, 1944］）。
[85] 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研究中心的讨论，见他本人的文章《社会研究史上的一段插曲：回忆录》（“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and Bernard Bailyn［Cambridge, Mass., 1969］, pp. 285f.）。
[86] 《简评社会研究中的类型学程序》（Paul Lazarsfeld, “Some Remarks on the Typological Procedures in Social Research,”ZfS VI, 1［1937］）。
[87] 《失业者及其家庭》（Komarovsky, The Unemployed Man and His Family, p. 122）。
[89] 《瓦格纳相关片段》（“Fragmente über Wagner,”ZfS Ⅷ, 1/2［1939］）这是他后来发表的《试论瓦格纳》（Versuch über Wagner［Frankfurt, 1952］）一书中部分章节的浓缩。
[90] 《叙事艺术与社会》（Leo Löwenthal, Erzählkunst und Gesellschaft; Die Gesellschafts-problematik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 with an intro, by Frederic C. Tubach［Neuwied and Berlin, 1971］）。
[93] 除了刊登在《社会研究期刊》上的开篇文章和关于迈耶的文章之外，歌德文章的缩短版出现在洛文塔尔的《文学与人的形象》（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Boston, 1957］）中，关于弗莱塔克的章节也有类似的缩短版，收录在为乔治·卢卡奇八十寿诞准备的纪念文集（George Lukács zum achtzigsten Geburtstag, ed. Frank Benseier［Neuwied, 1965］）上。
[94] 《论文学的社会状况》（Löwenthal,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ZfS I, 1［1932］）。
[98] 《战前德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Löwenthal, “Die Auffassung Dostojewskis im Vorkriegsdeutschland,”ZfS III, 3［1934］）。英文版收录于《社会中的艺术》（The Arts in Society, ed. Robert N. Wilson［Englewood Cliffs, N. J. 1964］）。
[102] 《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评易卜生》（Löwenthal, “Das Individuum in der individu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merkungen über Ibsen,”ZfSⅤ, 3［1936］）。英文版收录于他的《文学与人的形象》（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中，略有修改，所有引用均来自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