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43)两个女婿



  李尔:这儿有谁认识我吗?这不是李尔。
  是李尔在走路吗?在说话吗?他的眼睛呢?
  他的知觉迷乱了吗?他的神志麻木了吗?
  嘿!他醒着吗?没有的事。
  谁能够告诉我我是什么人?
  弄人:李尔的影子。

  ——威廉·莎士比亚〔1〕



  当然,马克思没有真的死了,但他变成了一个影子,一个失去了相伴38年的女人的陪伴之后,孤零零地在偌大的房子里游荡的影子。他有时会穿上厚厚的黑大衣和毡帽,到公园里去走走,或者到荒阜上去。〔2〕他毫无目的地游荡,一直以来依靠的地图已经不在了。他双眼极度近视,回来后经常找不到自家的门,直到发现钥匙插不进锁芯,才发现自己要开的是邻家的门。〔3〕女儿们、恩格斯和琳蘅一致觉得必须让他离开伦敦。梅特兰公园路便如穆希死后的第恩街一样,充满了悲伤,他在这里永远无法恢复。
  但马克思反而愿意处在虚弱的状态中。按照医生的指令,他在身上抹上碘酒,使得皮肤产生难受的灼痛感。“这种处置……现在对我效用很大,”他告诉女儿小燕妮说,“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愤怒也有助于他掩盖悲伤。〔4〕马克思一直对龙格带小燕妮和孩子们搬回法国心有怨言,当他看到龙格的报纸刊登的悼念妻子的文章后,不满变成了怒火。龙格在文章中提到了燕妮和马克思为了结婚需要克服的偏见,因为马克思是犹太血统。马克思指责龙格编造历史,这种偏见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对自己重写历史应该也感到了负罪感,因为这个偏见无疑存在。)还有很多细枝末节让马克思愤怒,因为他担心它们被欧洲其他报纸不断刊登。他抱怨女婿玷污了燕妮的记忆,他对小燕妮说:“如果龙格在自己的文章中永远不再提我的名字,那就是给我的莫大恩惠了。”〔5〕
  马克思告诉俄国朋友尼古拉·丹尼尔逊说,自己想尽快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好献给妻子。〔6〕但就在这个时候,迈斯纳通知他想出版《资本论》德文第三版,这就需要马克思写一篇新序言和进行一些修改。〔7〕马克思对此感到沮丧。他没心思回过头再弄一遍第一卷。他极为少见地决定尽可能少做修改,其他的留给迈斯纳处理。这在朋友和家人看来,最能说明燕妮的离去对他造成何等巨大的影响。〔8〕过去,他是绝对不会在尚未对著作进行逐行审校之前,就同意再次印刷的。
  医生让他往南去,最远可以到阿尔及利亚,看能不能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侵袭中恢复过来,但马克思尚未准备好进行这样大胆的旅程,他决定去怀特岛——那座7年前他和燕妮一起去的时候被他称为天堂的小岛。〔9〕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传统,一般要由女儿(通常是最小的女儿)留在家中照看年迈的父母。在马克思、琳蘅和恩格斯看来,杜西很自然地应该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但这个时刻来得很不巧——她正打算自己做出点事业来。虽然深爱父亲,但她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做保姆。〔10〕她觉得父亲在要求马克思家的又一个女人为了他而牺牲一生,她拒绝了。她写信给姐姐小燕妮说,觉得自己自私,虽然深爱父亲胜过一切,但“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除尝试做些事情的想法。独立的机会是如此甜蜜”。〔11〕但她的反抗的代价将会很大。
  小燕妮也曾追求过独立,但悲哀地过早结束了,她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杜西的想法。她尝试劝说父亲:琳蘅会比杜西更好地照顾他。〔12〕但马克思坚持让小女儿陪自己,他们在12月29日离开伦敦,准备进入这个对他们而言极为可怕的一年。天气反映着他们的心情:岛上狂风肆虐,夜里也不停歇,天空阴云密布,大雨瓢泼而下。马克思的咳嗽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所加剧。这期间,他写信给劳拉形容杜西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又遭受神经性抽搐和失眠的侵扰。马克思说她整天读书写字,“同我一起待在这里似乎只是出于义务感,就像一个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的蒙难者似的”。〔13〕
  马克思对女儿的痛苦和原因一无所知。杜西写信给小燕妮说,担心自己就要彻底崩溃,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她睡了不到6个小时。杜西还把同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朋友克莱门蒂娜·布莱克,后者又告诉了多利·梅特兰和欧内斯特·雷德福。这些多加贝里俱乐部的成员担心杜西处在崩溃的边缘,请琳蘅去照顾她。但琳蘅无法离开伦敦,因此多利最终去了怀特岛。她的到来才让马克思意识到杜西病着,并对于她告诉朋友而没有告诉自己感到愤怒。杜西辩解说,这是因为她担心他会或者责怪她在家里最需要的时候生了病,或者过多地担心她的身体,而这两者对他们都无益。

  爸爸和医生甚至任何人都不理解,影响我的主要是精神上的焦虑。爸爸总是说,我首先要‘休息’,要“身体强壮”,却不知道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休息’,也不知道我如果有了确定的计划和工作,而不是无限期地等待,身体自然容易‘强壮’起来。……只能坐在这里等待,等着最后能做些什么的机会也溜走,那我真的要发疯了。

  杜西心里仍想着表演,觉得机会正在快速溜走。她在这个月将年满27岁。“我已经不再年轻,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之中,如果不能马上就做,以后也就没有尝试的意义了。”〔14〕她说自己虽然“没聪明到以一种纯知识的方式生活”,却也“没笨到只能待着,什么都做不了”。〔15〕
  杜西希望小燕妮拯救自己,小燕妮做到了,她虽然有4个孩子需要照顾,但作为新的女家长,还是抽出身来耐心地从法国给英国的家人们进行调解。她先是写了一封信给劳拉,告诉她杜西的状况。母亲临终前,劳拉和杜西为了让母亲安心,才勉强照了面。但她们的关系依然紧张,小燕妮只得从遥远的阿让特伊调解住的相距不过十分钟路程的两个妹妹之间的关系。〔16〕她告诉劳拉说,自己担心杜西病得很重,原因应该是杜西与利沙加勒长时间、却没确定说法的关系。“她虽犯过错,但怎么说也不该遭受那么多折磨,很值得同情。我虽然觉得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允许,但目前看来,要想让她好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她在戏剧方面试试运气。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才能让她摆脱目前这种不幸的状况,得到休息和抚慰。”〔17〕
  接下来,小燕妮又写信给父亲。这封信没能留存下来,但马克思收到信后马上给恩格斯写了一封短信,从中可以看出女儿对他说了什么。他说要把杜西从给自己做伴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她急切地热望,以此来开始她所希望的那种独立的、活跃的演员生涯,如果同意这一点,那么她认为这样的年纪,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种想法无论如何是正确的。我根本不想让孩子认为,似乎她当了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18〕杜西在父亲的转变中看到了姐姐的作用,衷心地对她表示感谢。她宣布说,为了表示重新开始生活的决心,自己结束了与利沙加勒长达9年的婚约。“长久以来,我一直想下决心解除婚约,却一直做不到——他对我一直那么善良、温柔和耐心——但我现在已经做到了。……最终,我总算鼓足了勇气。”她暗示说有些解除婚约的原因不能在信里讲,根据马克思家的密码来看,她可能是遇见了什么人。“不过,这一切全都过去了。我是说我要努力工作,使生活比以前更加充实和美好。……明天是我的生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我有现在这样一半坚决,我就必定能干好。”〔19〕
  杜西的危机是小燕妮接过母亲的班、处理敏感的家庭问题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她表现得很出色。1月底,她写信给最小的妹妹说:

  对于婚约这些年来带给你的折磨,我感到悲伤,但又欣喜于你展现出的勇气。……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也是同样的性情。对你我来说,无所事事与死去无异。我的有些事情会让你发笑,比如面对家里令人厌烦的枯燥和各种烦人的事务,我时常向往在学校时的苦日子,向往铁路,向往充满生机和趣味的街头。〔2〕

  她说自己对杜西获得自由感到高兴,为她能够“过上唯一能让女人获得自由的生活方式——艺术的生活”而高兴。她还建议杜西不要害怕向退休的演员寻求帮助。“每个姓氏都有其意义所在,你的姓氏是马克思。”〔21〕
  马克思的医生认为他不能在伦敦过冬,但去南方的选择有限:去意大利可能会被逮捕,坐船去直布罗陀也需要护照。医生让他去阿尔及利亚,但只能从法国走,旅途会很远。马克思选择了这条路线,可以把旅途分割开,先去看看小燕妮和孩子们。杜西陪他到阿让特伊后,便返回了伦敦。〔22〕
  马克思在阿让特伊逗留时间很短,外孙们也无法让他的状况好转,所以他很快启程向法国南部进发。难以想象的是,在怀特岛时悬在他头顶的乌云跟着他到了伦敦之后,又在马赛等着他。他在夜里两点抵达,只能裹着大衣独自蜷缩在寒风刺骨的车站里。〔23〕他告诉恩格斯说:“我冷得有些打颤,只好以‘酒精’御寒,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它。”他在马赛住了一天,之后坐船去阿尔及尔,龙格在那里有个朋友(拿破仑三世时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已经高升为阿尔及尔的上诉法官)接应他。
  马克思得到了同胞们温暖的问候,但恶劣的天气依然紧跟着他。由于船上机器声和风声吵得要命,他一连两个晚上无法人睡。到阿尔及利亚时,正赶上冷雨季节。此时的他“冻得要死”。他向恩格斯描述当时的困境说:“我失眠,食欲不振,咳嗽得厉害,有点惘然若失,有时犯重忧郁症,像伟大的堂·吉诃德一样。”他考虑要不要马上返回欧洲,但不愿再在船上遭罪。他又考虑要不要继续前行,去比斯克拉,但路途要七八天。最终,天空放晴,他在阿尔及尔城外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小山上找到了一处旅馆住下。“再也没有比这里早晨八点钟的景致、空气、植物——欧洲和非洲奇妙的混合——更迷人的了。”但这个蜜枣很快没了:连续9天的暴风雨开始了。马克思用轻便大衣换下从伦敦带来的厚重大衣,缩在旅馆里躲避无情的暴风。
  一位当地医生检查过马克思的状况后极为吃惊,医生不准马克思再走路或谈话,要求他每天在身上涂抹药膏,把水泡挑破,安静地躺着休息。马克思只能照做,期待慢慢恢复。在这种情形下,他能做的事情便只有回忆。他告诉恩格斯说:“此外,你知道,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的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25〕
  除了身体上的病痛,他这颗称得上世界上最顶尖的之一的大脑也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对此没有人比马克思自己看得更清楚。他以近乎注脚的形式对恩格斯说:“我亲爱的,你和家里的其他人一眼就会看出我在构词法、造句、语法方面的错误;由于我还精神恍惚,我总是事后才能发现它们。”〔26〕
  4月中旬,风仍没有停,雨已经被灰尘取代,太阳炙热。无法忍受热浪的马克思采取了极端办法:头发剪短,胡须剃掉。不过,为了不让世界忘记他最为狂暴时的模样,他在把头发献给“阿尔及尔理发师的祭坛”之前去照了相。〔27〕这是马克思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不像原来那样严厉,反而有些欢快、温和。在64岁生日前夕,卡尔·马克思看起来已经有些昏沉。
  由于天热和尘土飞扬,马克思又开始咳嗽,他担心再不离开可能会被又一场暴风雨困住。他在5月2日回到了欧洲,在蒙特卡洛登陆。这里已经3个月无雨,但在马克思抵达这天,下雨了。但马克思还是很高兴,至少赌场里有一间阅览室,提供的报纸都还不错,有德文的、法文的和英文的。〔28〕
  不读书时,马克思便把研究赌桌上的客人当作消遣。但消遣很快变成厌恶,因为他发现这些笨人居然付钱给所谓专家去了解轮盘赌的“科学”。他们为了赢钱,弯着腰坐着,手里拿着铅笔,计算着一个所谓的公式,天天想以此赢钱,天天失败。马克思说他们“就像一群疯子”。〔29〕他还遇到一名阿尔萨斯医生,后者看到他在名片上的头衔是“doctor”,以为马克思也是医生,便对他和盘托出,说他的胸膜炎又犯了,气管炎应该是慢性的。〔30〕
  马克思发现待在蒙特卡洛对身体恢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反正他走到哪都没遇到有益于身体恢复的天气),便启程去阿让特伊。他让小燕妮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要来,他希望能安静一些。“所谓‘安静’我是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31〕但马克思想象的悠闲世界不存在,尤其在阿让特伊最不可能存在。
  杜西离开法国回伦敦前,利沙加勒要求跟她在巴黎见面。陪着妹妹去圣拉扎尔火车站见面的小燕妮向马克思汇报说,这两个人彼此间像老朋友一样,没有任何恨意或出现任何事端。小燕妮尤为感到安慰,因为“利沙加勒的友谊和爱情一般不会这样简单干脆地结束”。她说自己对利沙加勒的印象比之前好多了,“因为我不得不对他没有继续坚持要成为妹妹的丈夫而心存感激。时局好的时候,法国男人都不那么值得嫁——时局差的时候,自然更要躲远一点”。〔32〕在小燕妮对利沙加勒和杜西描述的背后,是她陷入的家务困境。由于龙格很少在家,她从英国找来一个名叫埃米莉的小姑娘帮忙照顾孩子。但埃米莉不肯合作,待得越久,就变得越加喜欢争吵,她还开始在铁路站场周围晃悠,勾引铁路上的男人。小燕妮试图阻止她,她便开始散播龙格一家的谣言,确保他们如果把她开除就再也雇不到其他人。小燕妮告诉杜西说埃米莉让她“不知该如何应付”,被她逼得要发疯。〔33〕
  没有帮手的小燕妮只能日夜劳作,独自料理家务并照看4个儿子,而龙格在家的时候不仅什么都不做,还对她大喊大叫、抱怨不断。她搬来法国是为了让丈夫能够追寻一个让他们都感到自豪的事业。最初,克列孟梭的报纸刊登了很多龙格的文章,但到1882年初,数量开始减少。小燕妮说很明显克列孟梭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或者说欣赏龙格的文章。〔34〕由于稿费偶尔才有,他们只能依靠借债生活——龙格的母亲把这归咎于小燕妮,说她应该出去工作。小燕妮告诉杜西说龙格好像不着急解决家里的经济困境,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自己尝试给附近的小孩上课,或者从伦敦招些孩子来寄宿,由她授课。〔35〕(小燕妮的债主包括琳蘅,她说这使得自己像犯了罪过一样难以释怀。)〔36〕
  小燕妮某次在海边疗养时,曾写过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给龙格,描述自己的忧虑。

  你知道,为了挽救你于痛苦和麻烦,我可以呕尽自己的心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为此可以忍受耻辱。……已经给你带来诸多苦难的不规律的生活根本无法确保你在报社拥有一个稳固的位置!我都不敢做此奢望!这个时候,我必须再次要求你看清眼前的现实,想想你到底能不能以做编辑为生。……要是你现在跟我在一起,我根本不敢这样对你说,你是那么暴躁,尤其是在错的时候。〔37〕

  小燕妮觉得自己已经被淹没在失望和沮丧当中,她告诉劳拉说希望能够以“任何方式解脱出来”。她被困在阿让特伊这座四面透风的三层老房子里,与丈夫越来越疏远,她想念伦敦的生活:地铁、法灵顿街、泥泞的河岸街、以及街道两侧贴满的各种戏剧和音乐剧的大海报。〔38〕“生活的苦恼让我无法形容,”她写信给杜西说,“如果不是因为可怜的孩子们,我想我会尽快改变这种情不投意不合的状态。”〔39〕
  如果说这些压力还不够的话,小燕妮说自己“无可言状的霉运”又来了:她又怀孕了。她还觉得自己病得厉害。“有段时间来,我身体里有一种奇怪的疼痛感,好像生了脓疮或肿瘤似的,但还没下定决心找医生看。”抱孩子或者上下楼梯都会导致疼痛,有时疼得厉害,以至于她直接坐在地上。“但爸爸并不知道这些,也不能告诉他。否则他会担心。”〔4〕的确,马克思在6月来到阿让特伊时对这些情况毫无察觉。他很早便睡觉,起得很晚,白天大多带着孩子们在附近的树林和葡萄园里晃悠。〔41〕拉法格形容马克思如同身处极乐世界,屁股后面总跟着一支童子军。〔42〕但马克思很快怀疑事情有些不对劲,孩子们回法国后变得有些野,因为小燕妮一个人无法约束他们。龙格经常整夜留在巴黎,早上回来后便直接去睡觉。〔43〕最小的马赛尔由于不停哭叫,被叫作“巴涅尔”(来自那位煽动性极强的爱尔兰议员)。44埃德加被叫作“小狼”,因为他18个月大的时候把一块生的肝脏当作了巧克力咬着吃。〔45〕约翰尼是他们中的头目,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因为无聊而变得极为顽劣。〔46〕哈里则仍未表现出真正的发育。
  7月,杜西和琳蘅来到阿让特伊,她们是为了照顾马克思并帮助小燕妮。杜西的艺术生活进展顺利,这个月她在伦敦学院大学为罗伯特·勃朗宁学会举行的一场朗诵极为成功,以至于协会的一名老妇人要带她去见勃朗宁,让她朗诵给他本人听。杜西还曾受邀参加在怀尔德爵士夫人家举行的晚会。她告诉小燕妮说:“她就是那个无精打采和极为下流、还曾去美国出过一番洋相的奥斯卡·怀尔德的母亲。”〔47〕小燕妮虽然身边麻烦不断,但仍然对妹妹的多姿多彩感到高兴:“我全身心地祝贺你,真的很开心,我们姐妹中终于有一个不用把一辈子都花在炖蔬菜牛肉汤上了。”〔48〕自由的杜西在茁壮成长,她没再生病,情绪也稳定了。她像小时候一样快乐,她精神满满地来到阿让特伊帮助姐姐。
  现在连马克思都知道小燕妮又怀孕了,她的麻烦让他极为担心。他发现她不断被房东追着讨要房租,而且除了怀孕外,身体状况也很不好。马克思想让杜西带约翰尼回伦敦,缓解一些小燕妮的压力,但龙格坚持要在暑期时把孩子送去诺曼底海边。“龙格根本不关心这样做是否会减轻小燕妮的负担,以及这是否会对约翰尼有好处,”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龙格先生对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管,他的‘爱’就表现在他为了每天能见到他几分钟而不愿让他离去,因为龙格在阿让特伊午饭前多半是躺在床上,下午五点又要到巴黎去。”〔49〕
  龙格虽然反对,但马克思做了最终决定,琳蘅和杜西带着约翰尼在8月启程返回伦敦。〔50〕马克思也随后离开,在劳拉的陪伴下去瑞士进行短暂的疗养。拉法格这年在一家保险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后和劳拉一起搬回了巴黎。他再次涉足政治,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但马克思却不想参与其中,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1〕
  拉法格刚回到法国便开始树敌,既有政治立场的原因也有个人傲慢的原因。有些批评者为了蔑低他的才能,散布谣言说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均由劳拉代笔。拉法格对此付之一笑,继续自己的大业。〔52〕在他心里,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或者如马克思开玩笑时称他“大神使”),〔53〕这足以让他站在社会主义者圈子的高处。问题是,马克思虽然公开支持过公社,但他的思想在法国仍少有人知,“马克思主义”尚只存在于拉法格的词汇里。

  拉法格的工作和政治生活无法并存,在马克思和劳拉出发去瑞士的那个月,他失去了工作。〔54〕正式的原因是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了,但他的老板对他显然也并不满意。丢了工作又没钱的拉法格向恩格斯求助——马克思家的传统。他写给“将军”的信几乎总会提到要钱,因为他实在是“穷到家了”。〔55〕
  9月5日,龙格带着“小狼”和哈里从阿让特伊启程去诺曼底,留下小燕妮和“小巴涅尔”独自在家。小燕妮顿觉轻松,只有一个孩子在家,整个房子都安静了许多,龙格离开后,也没了争吵。〔56〕平静持续了11天。9月16日,小燕妮生下一个女孩。(负责接生的是在公社后保护过龙格的杜朗。)小女孩取名小小燕妮,像马克思一样,黝黑的皮肤,黑色的头发。〔57〕
  马克思和劳拉接到消息时仍在瑞士,他们马上回到巴黎,来到拉法格住的公寓,却发现一片混乱,劳拉写信给恩格斯描述说:“任何言语都无法描述房间里的脏乱。……我们今天上午去阿让特伊。也不知道保尔跑到哪里去了。”〔58〕被马克思嘲笑地称为“圣徒保罗”的拉法格在与盖得一起进行巡回讲演时,被指煽动谋杀、抢劫和纵火,已被发出逮捕令。〔59〕马克思和劳拉尚不知道逮捕令之事,也没有等保尔回来。〔6〕他们来到阿让特伊后发现小燕妮仍是一个人,龙格要到10月才回来。
  马克思好像已经受够了两个女婿。他因为家事痛恨龙格,觉得拉法格在政治上毫无羞耻。尤其让马克思冒火的是拉法格居然把他自己那些显然来自前人的话当作值得重复的真理,不停地进行引用。马克思在写
  给恩格斯的信中咒骂他们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61〕
  在燕妮去世一周年之际,马克思回到怀特岛,试图恢复健康。他把家事和几乎全部通信事务都留给了恩格斯。事实上,恩格斯已经接过了革命事务。但马克思依然无法找到平静,走到哪里见到的都是狂风、暴雨和阴郁。12月中旬,在当地一名医生的要求下,马克思闭门不出,只接收一些关于家人的消息。〔62〕当他知道自己在不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仍有影响,而感到极为高兴。一位俄国知名经济学家在其近作中提到了“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者”〔64〕马克思对劳拉说:“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65〕
  此时的劳拉却在给恩格斯写信说,自己越来越担心小燕妮的健康。〔66〕小燕妮自己描述说是膀胱上的炎症,并不严重,但劳拉觉得她是为了不让一家人担心而刻意轻描淡写。〔66〕提到小燕妮的生活,劳拉说:“小燕妮和我每次见面都只做一件事,就是抱怨无情的法国。”〔67〕这个月早些时候,劳拉本来指望保尔带个沙拉回家,她已经做了一天饭,想着晚上能吃顿丰盛的晚餐。结果,沙拉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送来的,她这才知道保尔被捕了。她告诉恩格斯说:“这里是糟糕的地方,生存的状态也糟糕,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68〕
  到11月中旬,小燕妮仍然无法下床。她决定自己给婴儿哺乳,但承认“让我感觉生活如地狱般”。〔69〕龙格此时整天待在家里想要帮忙,但据小燕妮说,他只能增添混乱。他在房子里安了火炉取暖,12月底又雇来3名佣人。对此,小燕妮唯一能想到的是花费——这显然是她不该再承受的压力,以她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7〕
  家人为了不让马克思担心,向他隐瞒了真实的情况。恩格斯、杜西、劳拉和拉法格都写信给他说小燕妮经过休息和治疗,就能康复。但马克思还不至于糊涂到从字里行间看不出问题。1月初,他出现间歇性咳嗽,还有窒息感。他说这是担心小燕妮导致的,〔71〕他对恩格斯说:“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喉咙就立即被卡住。”〔72〕
  最终,家人承认小燕妮的情况很严重。拉法格和劳拉到阿让特伊后,对小燕妮的状况感到震惊。她已经几乎无法活动或说话,甚至有些呆滞。她在大量失血,但医生找不出原因。〔73〕马克思想去法国,但又担心自己前去只会增加小燕妮的负担。〔74〕劳拉在阿让特伊陪着小燕妮,马克思只能用拉法格的话来安慰自己:“情况似乎已经好转。”马克思虽然早就说拉法格在医学上靠不住,但还是对恩格斯说拉法格的这次诊断给了自己安慰——也许他实在不敢有其他想法。〔75〕马克思在1883年1月10把这封信寄给恩格斯;1月11日,小燕妮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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