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叔祖已74岁高龄。

〔原注〕侄孙是我哥汪无级，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去中朝边境。“五反运动”中“亚东图书馆”被评定为“守法户”。

〔原注〕先父汪原放遗著《回忆亚东图书馆》王子野作的序言中谈到此事①。

〔录入者注〕①“一九五〇年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时，在特邀代表中有他的名字，我多么盼望能在北京和他见面。可惜他因年老体衰，不堪旅途之劳，终于没有能来。”——引自《回忆亚东》王子野序

〔原注〕听父亲说叔祖会后回家告诉他此事。柯老是柯庆施。我党建党初期，由在南京的同学汪乃刚（我伯父）经叔祖引荐陈独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原注〕1950年叔祖领到出版局的出版登记证，并参加了上海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简称“通联”），当时先父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热销。

〔录入者注〕② 指《政协共同纲领》

〔原注〕1952年12月22日，上海派人封锁查抄“亚东”，因“亚东”出版过“托派”书籍，怀疑“亚东”是“托派”据点。郑超麟当晚十点多钟被捕。③

〔录入者注〕③ 1952年12月22日，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现或前“托派”组织人员、亲属及同情者的大逮捕，汪孟邹作为“托派”老友，亚东自然无法幸免。郑超麟时为国际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此案详情一直未公布，诸多细节至今不明，故后文称“密案”。

〔原注〕一夜，从一网篮中发现一枚蒋介石颁发的胜利大奖章，怀疑叔祖是国民党的大官，叔祖说没有此事。后来从奖章背后的编号查出是黄梦飞的，才解除了对叔祖的怀疑。黄解放前曾是国大代表，寄放过一只网篮在“亚东”，后来他说，抗战胜利后这种奖章多得很，周恩来他们都有。

〔录入者注〕④ 这篇文章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亚东简史》（但大概有重合），是当时为配合调查上交的一份历史材料，其中多少有些违心话。（见《回忆亚东》最后一章的引文）该稿现在可能已佚。

〔录入者注〕⑤ 此“托匪书”，并不限于“托派”书籍，也包括了许多对苏联当局有不利因素的书籍。起初的列表甚至包括了约翰·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后被中宣部驳回，不过后来《震撼》一书只在1957年出过赫鲁晓夫时期的删改俄译本，再版和新译则是改开以后了。

〔原注〕1953年2月13日，方、严两同志邀我和汪孟邹一同去新闻出版处。我们坐了三轮车到了河南路九江路口新闻出版处，严同志和我一车，方同志和大叔一车。到后，坐了一会，方、严同志叫我们进了一个大厅（大概是食堂），我们坐下。不一会，一位同志出来，在一张桌后面当中站着说：“我叫方学武，现在代表军管会把命令说给你们听，一共有三个要点：第一，反动的书籍，一概要没收。第二，汪孟邹剥夺出版权。亚东图书馆歇业。从今天起，没有这个书店了。余下的书可以交别家去卖，卖完以后可交别家出版，你不能再印了。第三，职工要由你安排，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安排到‘通联’去。你（对着我说）是工人，也可以到通联书店去，你有出版权。一切要保密”。回家后，公安局人员进来对家人宣读了军管会处理命令，和方同志说的一样，不许记录。（摘自先父汪原放《回忆认识的人》手稿）

〔原注〕上海西藏中路475弄6号是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所，抗战以来，“亚东”的书库、发行、出版、住家都集中在这个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里。

〔原注〕“亚东”歇业后，有一天我回家看到叔祖的办事桌后面墙上挂起了一幅郑板桥“难得糊涂”四字的拓片，黑底白字是郑板桥的字迹。听先父说，叔祖当时很苦闷。叔祖说：“怪不怪，我开一个店，开得好好的，也几十年了，怎么不许我再开了。”“把店关掉，我实在对不住子孙！”“有什么道理可讲，只有两句话‘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录入者注〕⑥ 1937年底，因芜湖为日军所攻占，科学图书社随之歇业。

〔原注〕叔祖汪孟邹患癌症，病逝于1953年10月26日下午12时30分，享年78岁。先安葬在家乡绩溪县止原公墓，后因筑铁路，移葬于灵山下汪氏祖墓。

〔录入者注〕⑦ 指当年间接令亚东歇业的“托匪书籍”之一，安德烈·纪德著、郑超麟译《从苏联归来》1999年的再版。郑超麟于1979年获释，后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

〔录入者注〕⑧ 指东方出版社2004年二卷本《郑超麟回忆录》。郑超麟于1998年8月1日病逝，享年98岁。

〔录入者注〕⑨ 九十年代苏联公布了大量共产国际文件资料，终于让二十年代“右倾机会主义”责任问题得到根本确定。《大传》指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

〔录入者注〕⑩ 指上海人民出版社六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编》。

〔录入者注〕⑪ 应指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二卷本《胡适文集》。】

〔录入者注〕⑫ 指汪原放著《回忆亚东图书馆》（再版名《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由王子野作序

〔原注〕我们从小到大，叔祖不要我们称他叔公，只称先生，绩溪话口音先先即先生。